地方史书《州郡志》又称：交、广一带“外接南夷，宝货所出，山海珍怪，莫与为比。”因此，凡当广州刺史的，无不暴富。俗话有“广州刺史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钱”的说法。
《晋书·吴隐之传》也说了这么一个故事:公元四零二年，东晋安帝元兴元年，吴隐之任龙骧将军、广州刺史，当时广州官吏贪污之风极盛，皆说因饮了市郊石门的贪泉水所致。
吴隐之特地到石门喝了一勺贪泉的水，并题诗一首曰:“古人云此泉，一歃怀千金，试使齐夷饮，终当不易心。”驳斥了贪官污吏的谬论。
当然，“饮之辄使人贪”，这是无稽之谈，但这个故事亦说明当时广州对外贸易之繁荣，官吏藉此而贪污。故《晋书·吴隐之传》又云:“广州包山带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
据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引阿拉伯人古行记的记载说：“中国的商舶，从公元三世纪中叶，开始向西，从广州到达镔掷屿，四世纪到锡兰，五世纪到亚丁，终于在波斯及美索不达米亚独占商权。”
马斯欧迪的《黄金原和宝石矿》一书成书于公元九四七年)也有记载，谓五世纪上半叶，在幼发拉底河的古巴比伦西南希拉，常有人看见印度和中国船在此停泊。
参见桑原鹭商《波斯湾之东洋贸易港》一文，载《唐宋贸易港研究》一书中)。当时的外国船“每岁数至”。并且有十余艘之多。(参见《南史》卷五一《肖励传》)
清郝玉麟的《广东志》记载外国商人前来广州贸易时，亦列有师子、毗加梨、干陁利、阇婆、狼牙修、盘盘、顿逊等十国余。其中交往最密切的有占婆、扶南、诃罗单和干陁利等国。
占婆在西晋、东晋、宋、齐、梁、陈等朝代中，先后派出二十多次使节来洛阳和南京访问朝贡。外国的朝贡就包含有通商的成分在内。
扶南是雄霸东南亚数世纪的强国，从西晋武帝秦始四年(公元二六八年)起，至陈后主祯明二年(公元五八八年)止，扶南王国曾先后派遗二十多次使节来南京访问朝贡。也是当时和我国通商的主要贸易国。
诃罗单和干陁利虽然前来朝贡的次数不如以上的两个国家多，但由于地处东南亚各国通商贸易的要冲，再联系到法显《佛国记》的有关记载，这两个国家与广州的通商据推测也会非常频繁。
德人夏德氏也认为：那个时期外国商人开辟了广州这一重要市场。但由于文献记载非常简略，所以还无法对当时的贸易情况作出详细叙述。
在这期间，输入我国的主要物品有：象牙、犀角、珠玑、玳瑁、琉璃器、螺杯、吉贝(棉布)、郁金、苏合(香料)、沉擅、兜鍪等等。
输出的商品以绫、绢、丝、锦为大宗。此外，还有奴隶交易，据《梁书·王僧孺传》称，广州每年都有从高凉郡(今阳江高州一带)运来的“生口”(即奴隶)，卖给外国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