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广州曾经是对外贸易的都会，汉武帝平南越后至东汉末年这一期间，为日南郡、交趾所超过，但随着外贸市场的转移，交趾的地理条件便远远不如广州优越了。
也就是说进口的物资如由交趾登陆，其内运路线比从广州登陆要长得多，所以，外商很自然地便以广州为停泊地点了。
东晋借人法显于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三九九年),自长安出发,路经西域进入北天竺再由中天竺到师子国(即斯里兰卡)，在该岛居留二年，闻知师子国至广州有海道可回。
便于公元四一二年乘商人海舶抵耶婆提(即爪哇)，再由耶婆提转船返国。原计划在广州登陆，后因遇飓风,被吹至青州(在山东半岛)上岸。
据法显的《佛国记》记载：当时的师子国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已很频繁，法显是看到一柄来自晋地的绢扇，引起乡思，才决心回国的。
从师子国至耶婆提共行九十余日，然后在耶婆提停留五个月，等候信风，再直航广州。
按照商人所说，在一般正常的情况下五十日便可到广州。可见当时广州与耶婆提之间，已有频繁的商舶往来。
该书还说，从耶婆提至广州的海舶，可载二百余人，并可贮存五十天的粮食和给养，其所航行的路线亦是当时最快捷的航线。
另外，随法显之后，往来南海之间的佛教徒，据冯承钩《中国南洋交通史》考证，约有十人。
其中，昙无竭于宋永初元年(公元四二零年)招集同志二十五人远适天竺,后于南天竺随舶放海达广州。
印度僧人求那跋摩，于宋文帝(公元四二四年至四五三年)期间，应邀来我国传教，从诸薄港(即爪哇岛)乘搭印度商人竺难的商船直达广州。
印度僧人求那跋陀罗,由师子国随舶汛海,于宋元嘉十二年（公元四三五年)至广州。印度僧人拘那罗陀,经狼牙修(今马来半岛)、扶南，至南梁
大同十二年(公元五四六年)至广州。还有罽宾国僧人昙摩耶舍、印度僧人菩提达摩也是这个时期航海从广州登陆的，其中菩提达摩的登陆地点——西来初地，至今古迹犹存。昙摩耶舍建王国寺,即现在的光孝寺。
据《宋书·夷蛮传》记载，广州当时“舟舶继路，商(商人)使(使官)交属(往来)。”《南齐书·东南夷传》也说:“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水，环宝溢目。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牣积王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