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庆历新政的韩琦，欧阳修，到如今的韩绛，章越二人，仿佛一切事过了一个轮回般。
三十余年前，就是在这个天章阁内，时任参知政事范仲淹，枢密副使富弼二人在烛台下，相互商量联名写下了《答手诏条陈十事》上奏仁宗皇帝，定下了庆历新政政治纲领和基调。
这当然是读书人口耳相传，称颂着范仲淹，富弼秉烛夜书的场景。
但当时的具体情况是仁宗皇帝催促甚急，范仲淹，富弼回奏说此事恐怕在天章阁内写不完，于是退回家中将天下宜所先列举十余事呈上。
所以《答手诏条陈十事》并不是在天章阁内写的。
闻此事章越也是一等后世读史之心瞻仰了先贤呕心沥血，滋滋报国之情。同时也为庆历新政的失败而感慨。
庆历新政，他在历史上读了一遍，又听欧阳修等当时亲历之人说了一遍。
又是二十年余后，王安石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开启了熙宁变法的序幕。
而如今天子重开天章阁，将此事委己。
章越突然之间心底涌起一句‘当年向来心是看客心，如今奈何人是剧中人。
我总是以一等后世数千年的目光，觉得自己可以超脱这个时代的人物，但这个时代的重任到了自己身上时，却发觉原来自己也是史笔拨弄下的一个人。
这时章越将目光凝于笔尖与纸面上。
划粥苦读的范仲淹当年于天章阁奋笔疾书时，可想到新政失败后，自己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郁郁之时。
章越想范仲淹是想过的，既是走上这条路，便什么都顾不得了，为天下理经纶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自己又何尝不是，这些年脸上的笑容愈发少了，再也不对人坦露心扉，不关乎自己利益下，不轻易发表对一件事的看法。
因为熙宁变法之故，朝廷与地方积累了大量的矛盾。这一切矛盾无法救世。
章越沉默了，是因为知道什么是自己想要的，什么路是自己想走的，所以轻易不开口。
章越开头写下这一句。
伏奉手诏“如何以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力愈达治国平天下，让章越，韩绛与两府足得商量，条陈以奏，以为治国安邦之道。
手诏是天子自己手写的诏书，而不是中书的‘熟状，这一个程序极有必要。
假黄裳治天下，就要以天子的名义，否则韩绛，章越这一相一参是不可以提出什么伐国，变法。
否则就是谋权篡位！
只有天子授予权力才可以。
第一个要正名！
在疏中章越写平天下之事，却不谈治国。
借着谈平天下谈灭夏之事，其实是谈的是治国的道理。但治国触及的面太大，所以章越谈灭夏，这是他一贯由外而内的手法。
没有危机就不变法。
通过借着解决西夏之事，从外部压力推动向内部推动变法。
讲道理一万遍，都不如撞南墙一次，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
大宋目前三个矛盾，一个宋与西夏，辽国矛盾，一个朝廷与地方矛盾，还有一个君权相权矛盾。
最后一个不能谈，中间一个不好谈，那便拿着宋与西夏大谈。
谁说非要治国才能平天下的，平天下而治国也是可以的。
正好青唐大胜，章越有十足的底气来写这一疏。
韩绛坐在一旁，但见章越运笔如飞，根本不打草稿。
他记得当年范仲淹和富弼起草《答手诏条陈十事》足足写了数日，王安石退而写《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也写了一日一夜。
但章越却是不假思索，援笔立成，这是不是太草率了一些呢？
不过韩绛素信章越之能，好整以暇地坐着。
在三位先帝御容‘注视下，章越运笔如飞，在札子上落字。韩绛忍住旁观的念头，生怕打搅了章越的思绪，自己坐在一旁看似从容，其实心底不能平静。
这一刻韩绛想起了故去范仲淹、韩琦、欧阳修、蔡襄、余靖、王素等庆历君子。
不过多时，章越已是搁笔，韩绛吃了一惊道：“这般快！”
章越道：“容先写到此，丞相先看过，是否合意？”
韩绛点点头当即捧文看起，看到一半，稍稍松了口气。
韩绛道：“当年范文正，王介甫书札满篇铺陈横比，从大处落墨，度之此札倒是从小事而论。”
韩绛心底猜测，若他写文一定是铺陈自庆历新政而起，再到熙宁变法，谈论其中的成功失败，然后再根据其中进行延续或修改。
譬如王安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一开篇就是本朝百年如何如何，哪里哪里好，哪里哪里不好，十足宏大叙事的口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