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得韩琦如此言语，众宰执自是不会反对。
曾公亮言道：“交引所不过是末，最要紧是钞可为币，之前朝廷缺铜，有人便炼铜器化为铜钱，朝廷三令五申不能止也，若盐钞可使为币，假以时日可夺银铜之权归于钱。”
曾公亮都这么说了，板上钉钉了。
欧阳修补充了一句：“但若无交引所，则不可为钞也。”
连续说服蔡襄，韩琦，曾公亮等一众大佬，章越觉得踌躇满志，大施一番拳脚了之感，觉得不过如此。
却见曾公亮言道：“交引所之事，近来在京中激起不少议论，若禀上去怕是要下政事堂集议，枢府那边怕是不易……”
章越一听知曾公亮的言下之意，枢密院那边如今是新枢密使富弼当政。
韩琦在朝堂上是锐意改革进取的一派，但对于交引所都如此多顾虑，而到了向来以保守谨慎著名的富弼那边就难了，何况又出了人命的事。
如果富弼不答允，就功亏一篑了。
但事情发展总是出乎章越意料，政事堂集议竟同意了设立交引所，但是却遭到了谏官们的集体反对。
首先是谏官龚鼎臣，吕诲大力反对交引所设立，称交引所毫无一利，反累京师百姓破家者不计其数。交引所之物实与关扑无二。
不过就有官员认为，既是朝廷允许百姓平日买卖采取类赌博的关扑，那么交引所为何不可。
之后司马光也出面言事，反对设立交引所。
龚鼎臣，吕诲出言后，王陶等官员也纷纷上疏认为此例不可开，开则败坏人心，轻则引人不事生产，专谋投机取巧之道，重则毁家破产，害至人命。
不过也有人支持，支持的人就是如今在朝堂上风头正劲的薛向。薛向可谓不惜余力批评吕诲，司马光以性命之理为道德。
薛向连发数疏，朝堂上不少官员站在他一边。
但对于章越而言，宁可被司马光，吕诲，王陶等反对，也不愿意被薛向支持，反认为是一等耻辱。
于是交引所之设立最后无法正名，但因韩琦，富弼的支持，也没有废除。
故而交引所便处于这么一个三不管的境地，尴尬地存在了。
不过纵是如此，一张大幕已是展开，目前很不起眼的交引所，日后所放出的璀璨光芒是谁也想不到的。
交引所第一次分红，分红的金额达到二十四万贯。
二十四万贯的钱财，陕西运司分得十五万贯，三司分得七万五千贯，剩下一万五千贯作为管理人员分红。
这一大笔钱如何使用，换了其他衙门，肯定是一个问题。
上级部门肯定眼红。
到对身为三司盐铁判官的章越而言根本不是问题，分红金额怎么使用，全在于三司一心之间。本来就是朝政主管财政的衙门，没有自己管理自己用钱的道理。
当然章越明白要不是这七万五千贯，自己说破了嘴身为三司使蔡襄也不会同意的。
抛出账面上的数字，交引所原先有陕西运司入股的十万席盐钞，以及三司入股二十三万贯钱，如今增为盐钞二十余万席，金银钱帛合计近三十万贯。
当初钞价飞涨时，章越在盐钞值得二十至二十五贯之间时将手上十万席全部抛出，最后跌至七至八贯时又入了三十万席。
高抛低买时按道理应是赚了三倍。
不过大庄家不似小股民，盐钞下跌崩盘时，章越为了打压盐钞，都是十六贯买来，十五贯卖出，十三贯买来，再十二贯地卖出，好似空中借来砖头，又将砖头砸了出去。
这般宁可自损成本地打压价格，也是庄家作盘的手段，反正只要砸到散户们恐慌情绪达到了顶点，一窝蜂地进行抛售，庄家就可以用最低价格将盐钞全部接回来。
除此以外就是成本，为了应付大宗交易，章越可请了不少熟手来交引所帮忙，金银清点存储管理等等，还有原本都盐院人员从上至下，交引所都另给了一份不逊于原来的薪俸。
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成本。
这日章越抵至交引所时，却见原先热闹非凡的交引所如今冷清下来。
这就是割韭菜导致的后遗症，交引所的交易额从原先每日的三五万席，甚至巅峰时的十几二十万席，一下子萎靡至每天只有三五千席，一副大萧条的景象。
但盐钞的价格也被稳定了，一直在八贯与十贯之间徘徊。
对于章越而言，看着萧条的交引所，反是高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