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修先生，反对斡脱商人放贷取利，为何也对色目人‘包税’如此抵触，难道朝廷获得充足的税赋，又省去了诸多相关官吏的开支，不是两全其美的办法吗？”赵昺笑问道。
“商人重利，贪利之徒，罔上虐下，为害甚大，何来两全之说！”刘因听南朝皇帝对自己的谏议如此轻描淡写，不由地怒道，“朝廷贪利，商人必然倍之，而所得皆出自百姓，使得民生困苦。”
“朝廷只要加以节制，约束其所为，限制其所得，便可使百姓免受其扰！”赵昺言道。
“呵呵，陛下真是明君啊！”刘因赞道，可谁都听出其中的讥讽之意，“如何加以节制，只怕届时官商蛇鼠一窝，上下勾结，变本加厉的盘剥百姓，能的民不聊生，天下动荡！”
“就只有这些了吗？”赵昺并没有着恼，而是笑着再问道。
“难道这些还不够吗？不知陛下还想要些什么？”刘因哼声不屑地道，刚对南朝皇帝有的些许好感又顷刻荡然无存了。
“若静修先生认识仅止于此，还是过于浅薄了，让朕有些失望了！”赵昺听罢轻轻摇头似是惋惜地道。
“哦，愿问陛下高见！”刘因有些惊讶，却不服气的梗着脖子道。
刘因的担心其实有些多余，这个问题赵昺早就有所警惕，而近现代社会虽然没有扑买包税这种制度，但也并没有完全消失不见，在有些方面不过改头换面依然大行其道。而西方学者很早也对包税制有所研究。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断言，“最残酷的税法，常见于公家收入大部分采用包税制的国家”。这是因为，从长远观点看，包税制既不利于提高税收收入，也不利于减轻百姓负担，而只是将财富集中在包税人手里。
但创立明朝的朱元璋对前朝的评价则是“元以宽纵失国”，这就耐人寻味了，赵昺起初并没有想清楚这是怎么回事，自然他一个靠技术吃饭的也是没有必要去深究。直到回到此间有了身临其境的体会后，才终于明白其中的深意。
现在流行句话叫做‘不知他人苦，莫劝他人善’，按照赵昺的理解就是脱离现实环境讲道理，其实就是耍流氓。
包税制在蒙元的实施也是有历史背景的。蒙古人出身草原，其本身不善理财，成吉思汗及其后裔麾下的铁骑，缔造了蒙元王朝空前广阔的疆域。但这些“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草原英雄对如何管理这个庞大帝国的财政简直一无所知。
蒙古开始向外扩张时，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掠夺。因此，每到一地后，总是把财产掠夺一空，把掳来的人民、工匠充作奴隶，按功大小分赐给诸王贵族、将领，而大汗则从中各取一份。他们简直不知道有“赋税”这回事，这时色目人出现了。
由于蒙古是游牧民族，除了饮马乳、食羊肉及围猎所得外，手工业品极端缺乏，需要对外交换以满足其生活需要，蒙古贵族还需要一些奢侈品如织金衣料等。而早在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以前，已有不少中亚的回回商人来到大漠南北各地做买卖。
随着蒙古军队的几次“西征”，西域、中亚的广大地区都被纳入版图。因此，有更多的西域色目商人来到东方经商。当时的蒙古贵族还不懂得如何“巧妙地”剥削定居人民，而色目商人凭着“能知城子的体例、道理之故”，顺理成章地充当了他们搜括财富的帮手。
大蒙古国与色目商人搭起的草台班子，他们开始参与管理经济事务。中国传统讲究“重本抑末”。商人没有政治地位，工商业也不受重视。但蒙元的情况就不一样，色目商人当了家，商业税变得相当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