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以为面对骑兵集团时，步兵集团只要时刻处于防御姿态，或是成功扎下营寨，就不必担心骑兵集团的进攻。而事实是在骑兵主宰战场的时代，本身就是很难做到的。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避免遭遇大队敌骑时可以相互掩护，避免被敌各个击破，造成一路溃散满盘皆输的局面。
而采用集团行军的方式，即便遭遇敌军大队人马，也能够结阵自保，以他们的火力足以支撑到周边部队的增援，甚至对敌形成反包围。事实也证明赵昺的策略是正确的，几次大会战敌军皆是集中倍与己方的骑军对阵，欲歼灭或击溃一路大军，打破对大都的包围，迫使宋军后退重新调整。
但是由于敌军无法在短时间内歼灭宋军大队，增援的宋军又及时赶到，为避免被围歼不得不撤退。如此一来形成了敌军挡不住，吃不下的态势，迫使他们不断向大都收缩兵力，战略纵深愈来愈小，活动的区域越来越窄，只能集中兵力依靠关隘和天险阻挡宋军的前进。
但以宋军当前的攻坚能力，他们是难以守住的，对这种情况赵昺乐于见到，如此可以避免与敌骑军大规模的会战，也能在大都外围歼灭敌有生力量，减轻来日攻取大都的压力。
赵昺采用如此谨慎的战术，也是基于宋军仍然是以步军为主力，骑军虽然经过大规模的扩编，但也只有五个成建制的骑兵师和一些军师直属的骑兵。不仅在数量上逊于蒙元，且难以独立组织大规模会战，还处于辅助的地位基础上。
现在蒙元骑军在与宋军对战中吃了亏，明白他们无法撼动宋军的大阵，所以一旦发现宋军结阵完毕也会迅速避走，不与宋军决战。但是不要以为骑兵的厉害之处就是可以披挂盔甲发动冲锋，殊不知这其实只是骑兵的诸多用途之一，且远没有一些人想象的那样重要，否则骑兵在军事史上的地位，并不会比象兵高出太多。
首先当战争达到一定规模之后，指挥的重要性便愈加凸显出来，两军对垒时，指挥更优秀的一方往往可以获得最终的胜利。在古代指挥活动同样遵循“侦查——通信——决策——通信”这个流程，所以想要进行成功的指挥，便需要实时了解战场情况和及时将命令下达。换言之就是指挥者要拥有足够的战场信息的获取和传递能力。
在古代通信设施落后，缺乏侦测手段的情况下，主要都是依靠轻骑兵来完成的。他们进行侦查活动，将侦查到的情况回报，主帅根据侦查到的情况得出下一步应当采取何种行动的判断，再派遣轻骑兵传达命令给分散在各地的军队，各支军队再根据命令进行相关的行动。
在这一过程中，轻骑兵能否侦察到足够多的情报并将其送达主帅和将主帅命令及时送达各军，成为了己方能否占据主动的重要因素。而需要注意的是，骑兵在传递信息时，往往还要穿越大片的弱控制地区，这些地区因为缺乏双方的军事存在，会成为双方轻骑兵交战的战场。
在这一战场中，双方争夺的是战场信息的主导权。哪一方能在混战中获得上风，哪一方侦查到的情况和传递的军令便能及时送到。反之，则不仅因为侦查情报反馈不畅而成为了聋子瞎子，还可能会因为命令传达不畅而使大军陷入瘫痪。
显然骑兵强势的一方不仅在这方面拥有优势，较多一方的军队可以获知更多的情报。并且可以摧毁对方的信息获取与传递能力。在蒙古西征的过程中就利用其数量众多的轻骑兵进行频繁的侦查，令欧洲各国军队的一举一动都在蒙古军的掌控中，结果就是蒙古军队总能了解到敌方的弱点与软肋，从而向敌军发起致命的攻击。
早在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孙膑就发现骑兵有“十利”，其中“遮其粮食，绝其军道”“败其津关，发其桥梁”。指的便是骑兵可以破坏敌军物资运输的通道和毁坏重要的桥梁道路，从而获取战场交通的主导权。
从古至今，能令一支军队维持作战状态所需要的物资从来都是天文数字。这些物资因为规模庞大，军队不可能自行携带，所以往往采取由后方组织专门的运输队，以及由军队组织专门的小部队在战场周围搜集物资两种方式。
但这两种方式都有其明显的弱点：专门的运输队为了将尽可能多的粮食运到前线，自身不可能再随行大军护卫，因此在遭到袭击时往往没有应对的能力；小部队因为规模小、人数少，力分则弱，战斗力低下也是其主要缺点。
因此，一旦一支略有规模的骑兵部队凭借其极强的机动力搜索到运输队或搜集物资的小部队，往往都是凶多吉少。所以敌方拥有大量的骑兵，夺取了交通主导权，不仅行军道路和桥梁经常被敌军毁坏，无论是后方的物资还是前线搜集的物资，因为敌军骑兵的拦截，都很难被送到己方军队的手中。
如此导致宋军的各个骑兵师除了担任对大队侧翼掩护外，也抽调大量精锐编成小队与敌游骑展开侦察与反侦察、袭扰与反袭扰作战，而这种小规模的战斗更加残酷，往往是以一方被杀尽才能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