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右文政策，造就了庞大的士绅队伍，而这些赋闲在家知识分子也成了清议的主力。而赵昺清楚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清议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品评政治人物，让政治人物知道节制自己，以免名声太差。另一方面，其本身缺少外部监督，且主观性较大，故他们所品评的人物，正邪的定性值得商榷。
换言之，被清流划入“邪恶”势力的人，多少也有些被“黑化”。且清流通过品评朝政来影响国家政策，显然是包括皇帝在内的当权者所不愿意看到的，如此就促使了朝野对立和学派纷争，乃至党争。而以赵昺所知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明代的东林党。具体论之，东林人士品评朝臣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在朝人士分了类，多依据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价值标准。
这种价值判断标准，是有局限性的，也使得部分非东林人士不得不结党自保，明末“党争”从而愈演愈烈，东林与非东林在京察和大计时相互打击，例如齐楚浙三党得势后，“东林已为齐、楚、浙三党斥尽”，显然是泄私愤，这样的政治生态对国家社稷是不利的。
将视角拉到东林党死敌魏忠贤身上，可以说，与其说是魏忠贤挟持天启皇帝、专擅弄权，不如说是天启皇帝主动将一些权力放给魏忠贤，一方面，天启帝自己可以轻松地处理朝政，投身一些“兴趣爱好”；另一方面，天启帝也许意识到强大的东林势力对朝政的干预乃至对皇权的威胁，尽管东林士人大多是忠臣而非逆子。
齐楚浙三党最终依附宦官集团，一方面反映这些士人集团一定程度上丧失了独立人格，开始依附宦官集团，成为天启帝的基层支持者。另一方面，齐楚浙三党依附宦官，又何尝不是东林士人的逼迫经过万历朝的政争，双方依然水火不容。
赵昺也曾注意到，虽然两派士人出生和政见有差异，但即便一党胜出，也未使当时的政治显现出太多的新气象，没有能扭转下行的国运。而当党派分歧超越善恶标准以及国家利益，即便是相对处于正面的党派，其正义性或多或少会受到消减。
当然这肯定也与当权者有关，因为在大多数皇帝的眼中，除了自己，所有人都可能是潜在威胁，皇后、嫔妃、外戚、阉人、文臣、武将等等皆不可尽信。众人皆不可信，故众人皆可不忠。崇祯帝派出的司礼太监杜之秩和定西伯唐通一起在居庸关投降了大顺军。
北京城破后，崇祯帝在自缢前感慨：“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虽然不无推脱责任之嫌，但显然崇祯帝对包括东林士人在内的士人集团十分失望。意图实现唐朝中兴的唐文宗曾感叹：“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显然对长期的牛李党争感到十分不满。
赵昺还记得前世众人讨论东林党时，有人曾引用过崇祯朝时工部主事陆澄源曾评论崇祯初期的东林党的话：“于是贤者仍以讲学为发明理道之举，而不肖即借东林为把持官府。”而当下的形势，在他看来很契合，所以必须将党争的萌芽消灭掉
现在这帮士绅不仅提出要恢复名誉和身份，还索要官职，并要求补发工资，赵昺听了恨不得跳起来扇他们几个打耳光，再在屁股上很踹几脚，他们这哪里是要官要钱，而是在要自己的命啊
冗官一直是大宋，也是历朝历代的顽疾，但一般都会出现在政权建立的中后期，而在立国的初期往往不会出现。这不仅因为是制度问题，也是官员多年的累籍所至，就跟肥胖差不多，觉得今天多吃一口没事，明天多吃一口也没多大关系，但日积月累之下就成了病。
赵昺重夺大宋江山，说是复国，其实也可以算作太祖开国建立北宋，高宗南迁建立南宋后的第三次建国。作为一个年轻的政权，尤其是从琼州弹丸之地发展而来的新朝，可以说在各方面负担较小。而官员数量不是多，而是缺，且缺口很大，毕竟行朝在琼州规模很小，占据的也是弹丸之地，不需要那么多的官来维持运转。
但是江南却是不同，数朝累及下来，名目繁多的官员多如牛毛。在蒙元占据江南后，杀了一批，降了一批，归隐了一批，遗留的官员数量依然庞大。不说给他们安排工作，就是补发所欠的十来年的工资，不仅朝廷得破产，赵昺把老婆和孩子都卖了也不够。况且，还朝之后接着清查背叛的官员之名，杀了一批，抄没了一批，财产早都充了公，钱早都花了，地早分了，不可能再发还给他们。
话又说回来，在镇反之中有没有被冤枉的，有没有弄错的赵昺可以肯定说有。但是平反昭雪暂时不会做，因为这不仅事关威严，也是有关国策。至于对于遗留官员的问题，朝廷为了解决官员短缺的问题，也从遗留的官员中重新征辟了一批没有劣迹，有才干的中青年官员充实到朝廷和地方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