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小皇帝为何坚持保留大量的公田，应节严对其中的内情是十分了解，也可以说受到了自己的影响。他受命教导小皇帝，传授治国之道，王霸之学，而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政治变革自然也是讲授的重要内容，以期从中获得启示，吸取教训。
开始时还是应节严讲解，小皇帝聆听，但是不久就变成了师徒之间相互争辩，到了后来就成了师徒两个相互探讨，共同进步了。因为他发现小皇帝对于历史的变法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甚至推翻了历史上已成共识的定论，而其的论点让应节严也常常觉的眼前一亮。
‘公田法’本是南宋末丞相贾似道为了解决财政困难而实施的变革，但却招致了朝野的反对，被视为弊政，并认为是导致宋朝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可小皇帝对此并不认同，认为公田法对于稳定国家财政，解决军粮供应及减轻百姓负担有着一定的可行性，只是由于推出的时机和方式不对，才导致结果适得其反。
首先，当时朝廷的财政由于连年的战争已经趋于崩溃，而应付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饮鸩止渴的滥发会子，一是竭泽而渔的仰仗和籴。导致纸币贬值，物价攀升，军费短缺，财政税收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贾似道推行公田法的设想是建立在限田制基础上，首先将官户田产超过标准的部分，抽出三分之一，由国家回买为官田，再租赁出去，倘若每十亩可收六七石租米，就能解决军粮、会子、物价等问题。
但是赎买田产要大量的资金，而在财源枯竭的情况下，所需的资金就只能靠增发纸钞，这完全是无本的买卖。而加印会子回买公田，却加剧通货膨胀。会子本来就贬值的“粪土不入”，如今每天再加进十五万贯投入市场流通，物价飞涨，纸币贬值，是必不可免的。
小皇帝以为贾似道党羽吹嘘公田法所谓的“可平物价”，更是违背了经济规律，也不符客观事实。事实是公田实施不久，就引发了新一轮来势凶猛的会子危机，迫使贾似道废除会子，改用金银关子，把财政危机转嫁到广大普通百姓头上，引发了基层人民大范围的不满，影响了统治的基础。
其次，公田法赎买的对象是官户超标之田，定下的标准是一品限田五十顷，以下每品递减五顷，至九品为五顷。这实际上是一种强制的均田地的法子来限制大地主隐瞒偷逃税款，保证军需。然而这个法子直接涉及到官僚地主的利益，把那些士人、大地主们得罪的厉害了，因此公田法遭到朝野持久而殊死的反对。以致把大地主阶级、中小地主阶级、上层农民和少数无地的佃农都卷了进来，方方面面都失尽人心。
再次，在推行公田法中，操作上用人不明，方法不当，实际上把公田法的推行变成以变相的行政手段强行改变土地所有权，所以名为回买，实为强夺。当时浙西上等良田的地价是每亩四百贯，初行公田时，规定对租额每亩一石的良田给以二百贯补偿，已经只是市价的一半。但在实际执行中往往仅给四十贯，还都是无人购买的度牒、告身和形同废纸的会子。
凡经回买的公田，名义上按租额高低给以经济补偿：租额一石以上的，每亩为二百贯；九斗的为一百八十贯；八斗一百六十贯，以下依次类推。但补偿的并不是现钱，买公田五千亩以上者，给银半成，官告五成，度牒二成，会子二成半；五千亩以下者，给银半成，官告、度牒各三成，会子三成半；一千亩以下者，不给银子，给度牒、会子各五成；五百亩以下者，只给贬值无用的会子。
此外，官田收租，头会箕敛，引发阶级冲突。在公田回买过程中，少地或无地农民虽然牵连较少，但在后来的官田经营中，他们也深受公田法之害。主事官吏为了邀功受赏，或是多报回买的田数，或是高报公田的等级。等到官田实际经营时，这些上下其手所造成的账面缺额，就只能由租赁承佃的农民来补足。
但是公田法实施时间虽短，却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为大宋又赢得了一丝苟延残喘的本钱。即便淳祐帝宣布废除公田法，将公田归还给原来的田主，以期望这些豪强能够感恩戴德，帮助朝廷抵抗蒙古。但因为军事局势的危急和财政困难，“饷军方急”，打算再收一年租税再还，结果并没有归还。
所以小皇帝认为贾似道是在错误的时间，采用错误的方式，用错误的人去做正确的事情，失败的结局就早已注定。吸取教训的小皇帝就十分聪明了，在收复江南后，一边实施按口授田，一边以惩奸除凶的名义强力镇压蒙古人和汉奸，并抄没他们的家产和田土。
说起来十分好笑，在攻陷江南后，忽必烈把宋朝的公田没收，并强占大批良田，直接赐给了众多蒙古贵族。而赵昺收复江南后，这些公田兜兜转转又回到了朝廷的手中，且不用花一文钱赎买。如此也并未引发朝野的反对，毕竟这些土地已经属于敌产，收为朝廷所言名正言顺。
赵昺从而借没收敌产的机会巧妙的避开了贾似道变革路上一个‘惊雷’，不仅未引发社会动荡，还通过贾似道制定的方式将这些收回的公田出租给佃户，然后收取租赋，还解决了失地农户的生计问题。而后将收取的租粮作为军用，租银作为地方政府财政开支的补充，这样就保证了国家财政的基本盘，大大减轻了朝廷的财政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