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熙宁变法遭到旧党反对，王介甫将旧党尽数赶出朝去，但是依然遭到枢密使文彦博、副宰相冯京、退居洛阳的司马光、在外的旧相富弼，再加上外戚力量群起攻之，遂被罢相。后虽短暂复相，可依然四处被阻，举步维艰。而随着神宗皇帝西行，高太后垂帘，司马光等人随即复相，其立即启用吕公著、刘挚、范纯仁、吕大防、苏轼等一批保守派官员，随即新法一概废除，变法派朝臣一概罢免。而随着奸相蔡京入朝，朝堂之上再无君子！”谢翱叹口气言道。
“两党之争，让朝廷陷入极端混乱，奸佞当朝，误国误民，君子退出朝堂，实在是可叹可悲。而苏、王二人能在晚年握手言和，把酒赋诗，虽缘于最终在仕途的共同失意而能更清醒、客观看待对方的长处，由此而能包容对方的不足，进而认识自身。但明心见性，足可见二人君子之风，可他们的悲壮也令人叹息！”赵昺也颇觉惋惜地道。
“陛下以为朋党之祸何以不绝，绵延百年仍在？”文天祥问道。
“朕也曾苦思，党争不除朝中永无宁日，虽然当前行朝经过大浪淘沙，余者多少忠贞义士，但党争之阴霾依然不散。我们仍需警惕，朕以为其中缘由不外有三。”赵昺想想言道。
“圣人早有言君子不党，历代朋党为祸的事实想各位也熟知，但之所以至今为之不绝，无外乎权利二字。当年太祖立国之初其幕僚皆为北人，他们便以主人自居，联合起来排挤南人，以致立国之初五十年南人无一人官至宰相。他们狭隘的地域观念从而左右了官员的政治倾向，，成为朋党之争潜在的动因。”
“再有我朝朋党之兴，虽始于君子，而终不胜于小人，害己及于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而自命为君子人者，亦倒用其术以相禁制。但就其实际结果来看，并未开辟全新的政治局面，反而对朝野风气造成极为恶劣影响，严重干扰政务的正常运行和革新的顺利推进，进而演化成党派倾轧和恶斗。”
“另外官场恶斗使得一些士大夫心灰意冷，循规蹈矩，谨小慎微，完全丧失了往日的锐气。那些还没有进入仕途的读书人也群起效仿，亦步亦趋，失去进取心和正义感，读书只是为了做官，做官只是为了趋利。在这种意识驱使下，文人士大夫所读之书皆场屋之书，所习之术皆求官之术。所谓圣人之言、先王之政，也都成了幌子，无人潜心深究，造成了我朝文风极盛而士风日坏的弊病。”
“此外此外”
“陛下此外还有什么？”三人听小皇帝说的头头是道，不住的点头称是，可其突然犹豫不言了，文天祥急忙问道。
“”赵昺沉默了片刻，这话还真不好说。按照礼制自己是不能言父过，臣不能言君过，而朋党之祸的起因说好听点儿正是由于仁宗的过度宽仁，说句大白话就是因为其又傻又窝囊造成的。
由于太祖定下的规矩，使士大夫阶层言事权得到了家法的支持和保障，且历代皇帝也非常重视士大夫的言事权。与此同时，士大夫的基本人格在政治方面也受到了相当的尊重，至少在一定的范围内，士大夫与皇帝的政治人格权是平等的。
当然历史证明皇帝的政治人格权还需要士大夫自身的忠君意识来维系，所以在皇权有所削弱的同时士大夫则强化他们了自身的忠君意识。政治地位的提高也使士大夫阶层自信心爆棚，他们不过实际情况急于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因为观点和方式的不同，自己之间又产生冲突。
熙宁变革的失败，皇家同样有脱不开的责任。神宗年轻气盛，一心想做大事情，支持王安石变法，但是当遇到困难和阻力时便开始退缩和妥协，而他的釜底抽薪等于将王安石及新党直接放到了火上烤，也等于将党争推向了高潮。当神宗死后，十岁的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迅速将新党全部驱出朝廷。而她这么做只是因为变法触动了外戚的利益及自己的好恶，如此将使大宋中兴的最后机会丧失。
另外一件让赵昺欲言又止的事情就是士大夫阶层对于嗣君的选择的话语权。泛泛而言士大夫的言事权包括政治、思想、军事、外交、用人等多个方面，尤以嗣君为要。实际上能否参与商定嗣君这样的重大事件也是宋朝士大夫是否已进入其国家权力核心的根本标志。
因而像嗣君这样的大事，士大夫是绝不能袖手旁观的，历史经验早已证明谁控制了嗣君权谁就控制了朝政，且历史上所说的宦官或外戚专权都正是因为握有嗣君权才得以实现。赵昺现在也正面临着这样一场危机，可以说这是他身上最后一根软肋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