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琼州之战虽然胜了，却让赵昺很有感触。蒙古兵死了也就死了，他们是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而战也算死得其所，奥鲁赤等高级将领不管蒙汉也都如此，战死和自杀殉国也是他们的本分；而那些江北汉人，说起来自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后又落入女真之手至今已经数百年，两、三代人就足以改变一个民族的结构和信仰，他们死战到底也说的过去。
让赵昺气愤的是那些江南汉人，南宋失国不过近年的事情，可他们却已经堕落成蒙古人的帮凶。当然这也不能都怪在百姓和普通军士身上，说实话宋末这几位皇帝和史弥远及贾似道一窝奸佞把老百姓折腾的够呛，各捐杂税多如牛毛，连年的战争和军将的贪墨、欺压也让军兵苦不堪言，但赵昺以为这也不能成为他们背叛的理由。
可大宋不仅出了刘整、吕焕、范虎臣这些叛臣，但也有江家满门忠烈，李庭芝、还有那个应死没死的陆秀夫和天祥等等留名青史的忠臣义士。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说得直白点儿就是社会道德沦丧，百姓的是非观念单薄，礼乐崩坏，主要责任当然是皇帝来负，任用不良之臣将有识之士被排挤出朝廷，打压忠贞的士人所导致的，使得劣币驱逐良币，世风日坏，没了廉耻之心。
赵昺以为这也是每一个末世王朝的通病，此刻的汉明从政治学意义上观察，它是一种衰败的明。因为作为传承几千年的中原明的主要敌人是来自于北方的游牧民族，而他们与汉明相比尚处于原始阶段，所以原始蛮族没有任何心理和政治负担，他们会不顾一切地为了抢劫和破坏向这种“先进”而又衰弱的明发动进攻。
由于“先进”明的统治内部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等的复杂性和联动性，其力量反而四趋分散和消解，明最终成为“拖累”。而旷日持久的备战和战争使“明”的成本呈几何级数放大，社会负担越来越沉重，最终被简单而又野蛮的力量消灭掉。
元朝平定南宋，混一南北，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变局。以前北方游牧民族曾经屡次征服华北半壁山河，却未能平定江南，一统华夏。而元朝则是第一个游牧民族所肇建而统治全中国的征服王朝。元朝的统一中国，一方面结束了晚唐以来四百年的分裂与扰攘，另一方面却对中国尤其是江南的化与社会秩序造成甚大的冲击。
赵昺前世很小的时候就接受过中华民族的苦难史的教育，他知道在中原建立的异族王朝不止蒙元一个，还有女真、满清，不过他们很快被汉民族同化，完成了明的融合。可蒙元是个异类，他们的传统化与汉化差距最大，因而对中原传统尊崇也就最少。
蒙古人乍起之时，如同那些攀越雪峰的勇敢者一样，他们尽其所能，使用全部的精力、气力和智力。所以，他们把每次进攻都当作是迈向万丈深渊前的一博。面对这样的进攻者，又有哪个瞻前顾后、思虑多端的“明者”能抵挡呢？这让他们凭着快马、强弓打遍天下无敌手，迅速夺取了天下。
可在坐天下的时，蒙古人在汉明这样一个高级而又成熟的体制面前，使得统治者既无力使本民族产生更成熟的集体主义意识，又没有发展出更积极的个人主义精神，而是选择了一种“戒备主义”和“实用主义”相结合的高难度统治方式。但是与汉明的巨大的差距，最终让蒙古上层贵族因为自身能力方面的无法企及和对汉明的借鉴产生了厌恶。
最终，蒙古人将这种厌恶又蜕化为愚昧的、盲目的、不知就里的仇视。他们既不能改造这种明，又不能完全融入这种明，能做的就只有摧毁了。在蒙古人灭金之际，华北地区遭受兵炙之害极烈，当地社会化亦受到巨大破坏，以致汉族人甚至有“天纲绝，地轴折，人伦灭”的毁灭感。所以后世人常说蒙古人险些将千年中华明毁灭，也才有了唐朝化在日本，宋朝化在朝鲜之说
赵昺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又是历史的亲历者，他觉自己有必要在维护中国明的传承上做些贡献，绝不能让小鬼子和棒子们以正统自居。另外他清楚一个国家的化传承，不仅反映出本民族特质和风貌，还能增强民族凝聚力，而中国的传统化正是以儒家化为内核。
另外赵昺前世还听说过一个关于蒙元短命的说法于此有关。管理国家无非是政治、经济和化三个方面，对于来自北方大草原的蒙古人来说，经济方面最容易被吸收和改造，政治居于次，而对一向内敛的汉化最难吸收，当然包括，但不限于蒙古人，直至现代西方国家对说话喜欢说一半、藏一半的汉化都难以接受。
而蒙古人最初的信仰是萨满教，接触到佛教后又转投佛教，后来是打到哪信到哪，伊斯兰教、基督教，在他们中都不乏虔诚的信徒，形成一个多种元素粘合而成的硕大无边的统一体，可偏偏对高级的汉化难以理解和吸收，让他们选择了酒精和美色与自暴自弃。化的解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精神面的格格不入，成为元帝国只维持百年便灭亡的根本原因。
赵昺虽然对儒家的学说并不全部赞成，尤其是所为的礼法，实在是太麻烦了，但不能否认其中的积极意义。古代孔孟倡导有条件的忠君观念，有如孔子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人臣没有为一族一姓竭尽愚忠的义务。两宋时代，此一观念为绝对忠君观所取代，其形成与宋代君主专制政体的强化相平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