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农部是来自冯紫英的建议。
实际上历朝以来，朝廷口口声声对农业虽然重视，更多聚焦于土地、粮食价格和满足民众需要问题上，其他具体农业事务上都多由地方官府承担了。
在中央层面，更多地关心粮食保障和赋税收取上，只要粮食够吃，价格不暴涨，民众没有因为难以果腹而造反闹事，那就一切万事大吉。
这也是典型的封建王朝朝廷官府管治社会事务的一个表现。
土豆、番薯和玉米的出现是一个契机，在北地的推广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尤其是在陕西、山西和辽东，这新三样派上用场，能很大程度弥补了老三样——小麦、粟米、水稻居于主导地位但却在地理地质环境不太适合的山区、河滩以及零散地形下的缺陷。
无论是齐永泰还是顾秉谦以及官黄乔等人都不得不承认这些来自所谓西医的新农作物极大地改善了北地缺粮少田的困境，尤其是在山陕和辽东，山区对土豆、番薯的适应性让一遇水旱灾害就痛不欲生的官府如获至宝，几年以来的推广也是不遗余力。
哪怕还是有很多人不太适应新农作物的味道，但是在填饱肚子高于一切的现实面前，土豆和番薯比起草根树皮和观音土来，简直就是无上美味佳肴了。
设立农部，可以很大程度将这一块的工作从中央层面开始抓起来，比如新作物的培育，对土地土壤的研究，新垦土地的规划，粮食保障和储备也会从户部划归农部，户部更侧重于赋税收取和使用。
这在之前也就向重臣们吹过风了，意味着很快就要付诸实施。
关于农部尚书的人选也没有太大争议。
冯紫英力荐徐光启。
来自松江的徐光启在南直隶士人中算是一个另类，不怎么结交士人，而且爱好也偏向于格物农学这些，所以在江南士人群体中也有些格格不入。
但是所有人都认可此人是一个做实事的人，尤其是新三样作物皆是其引入培育而来，这一点功绩无人能否认。
加之毕竟也是江南士人，顾秉谦和黄汝良也认可，所以冯紫英一举荐，原本对徐光启信奉天主教这一因素有些不满的乔应甲也就默认了。
对于几位阁臣的陆续发表对自身分管事务的政略看法，冯紫英没太大兴趣。
早就看过了，而且也早就和他们沟通过，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准确的说这些政见中也夹杂有不少自己的观点。
像顾秉谦提出的考成法，官应震加以补充和解说，礼部关于格物算术教育作为经义诗赋补充的一个探索，黄汝良对赋税制度改革的一些探索性意见，乔应甲提出的对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些见解，或多或少都有冯紫英影子在里边。
没办法，如果按照老一套来，很难显现出新内阁的新气象，而冯紫英平素潜移默化地提点一些新的路子出来，这些个阁臣们也都有自己的幕僚高参，自己截取再进行加工，混在常规性的事务中拿出来，也就变成了他们自己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