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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特部虽然逃回去了，可这笔账还是要算的。只是眼下最重要的是围剿关内的流贼，这笔账只能先拿小本本记下再说。
另外，柴时华也被他逃走了，这个人，不管他逃多远，也一定要擒回来正法。
由此，崇祯皇帝对于甘肃这一仗，就很快给出了定论。
任命固原副使吕大器为甘肃巡抚，而王世宠也正式成为甘肃总兵。他们两人，就驻守甘肃，防范乌拉特部卷土重来，又或者，他们纠结其他部族再次入侵关内。
至于刚刚打下的河套，已经被洪承畴烧成了白地，因为按照崇祯皇帝的意思，并没有去驻军的意思。毕竟这个时候，大明对满清还是得采取防御状态。更不用说，河套平原上无险可守。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陕西经过多年战乱、天灾，其实已经是人口锐减，成为一个地广人稀的省份。河套虽然打下来，也没有那个人力去开发。
这种种原因加起来，结果就是烧了河套，谁爱占，谁占去。等回头大明有实力了，再去打一次便是！
安排完了这一切，崇祯皇帝就和三边总督郑崇俭一起，领着秦地精锐之兵开始南下围剿流贼，合计骑军六千左右，步卒两万多点。
不要看总兵力似乎不多，这两万六千的兵卒，可都是战兵来的，可不是那种少量家丁多数滥竽充数的老弱残兵。如此一来，这支军队的战力就很强了。至于粮草物资的补给，随军携带一部分之外，皇帝亲临，自然是有沿途各城供应。
在崇祯皇帝刚出发到达延安之时，就第一次收到了来自京师的奏章。
第一份奏章是原应天府巡抚张国维已经到达京师，就职内阁。对此，崇祯皇帝御批，交给张国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他赶到陕西这边来，查勘地形，兴修水利。
这么做的原因，一是因为崇祯皇帝御驾亲征之后，他相信大顾毛贼不会再有，又有各藩王府出了钱粮，多少能缓和一点粮食危机；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亲眼所见了陕西这边的干旱。原本很多地方都是粮田的，可都已经干涸，甚至连地面都干旱得龟裂了。只有沿河少部分粮田，还能看到长庄稼。不过多是农民用尽各种办法在灌溉，才保住为数不多的粮田。
第二封奏章是山东北部以及河北南部，这些经过建虏荼毒的地区发生了瘟疫，死了很多人，甚至连派去德州府的方逢年都没逃过一劫，感染了瘟疫没了。
一般来说，当官的很少会感染瘟疫，都是躲得远远的。有什么事情，让手下人去做。但是，方逢年在瘟疫刚起来的时候，只是让家人回了老家，而他自己去了疫区安民，不慎感染而死。临死之时，方逢年交代身边人说，他有负圣望，没有把德州府治理好！如果有来世，定会从始至终做一个有担当的人！
看完之后，崇祯皇帝忽然觉得手中这份奏章沉甸甸的，想起自己最后见方逢年，训斥了他之后，他对自己说道：“罪臣不敢，罪臣确实没有担当，有负圣人教诲，有负君恩！”
记得当时自己说要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他没有拍胸脯保证，也没有垂头丧气，只是感激地对自己说道：“陛下教诲，罪臣铭记在心，不敢再忘。”
如今想来，他当时是真把自己的话放心里去了，一直想要做一个有担当的人。只是很可惜……
想到这里，崇祯皇帝心中不由得叹了口气。
随后提起朱笔，就在奏章上批示：方逢年恪尽职守，急百姓之急，实为大明官员之表率！因公殉职，叹哉惜哉！
就此，另外再发一道圣旨，方逢年官复原职，令司礼监和内阁给方逢年拟一个谥号，并号召天下官员以方逢年为榜样，恪尽职守，做一个有担当的父母官。
做完这个事情之后，崇祯皇帝想起后世看到过的一部有关明末的电影，主人公有两个，一个是孙传庭，另外一个叫吴又可，而电影的主题，就是瘟疫！
这一刻，他是真正认识到了，有关瘟疫的严重性。
其实，在原本的历史上，瘟疫远比他此时想象得还要严重得多。
据史料记载，崇祯十四年始，大名府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广平府大饥疫，人相食。京师大疫，天津大疫。河南全省大疫，开封府阳武县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荣阳，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山东青州，济南，德州，泰安相继发生大疫。安徽大疫，青蝇大如枣，凤阳府，安庆府，庐州府相继被鼠疫攻陷，死者最多的地方死亡人口达到90%。
甚至就连大明灭亡，也是因为崇祯十六年的时候，京师开始爆发鼠疫，守军全部被感染，也是如此，李自成部才轻松攻下了京师。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李自成不知道这个事情，进了京师，他的兵基本上也都感染了鼠疫，还在潜伏期的时候，满清被吴三桂引入，这时候，李自成所部鼠疫爆发，于是，就如同历史上的，李自成部压根就没有一点抵抗力，一退再退，最终被满清得了天下。
这时候的崇祯皇帝，立刻回忆起后世有关瘟疫的知识，甚至他还传来三边总督郑崇俭，问他有关瘟疫的事情。
不问不知道，原来陕西这边，其实也都有瘟疫爆发过。每一次瘟疫爆发，都要死一大批人，药石无效！远得不说，就崇祯十年时，陕西榆林府和延安府属县相继发生大疫，甚至米脂城中死者枕藉。
在郑崇俭说这些事情的时候，甚至崇祯皇帝还能从他身上感觉到一个词：谈瘟色变！
要想治疗瘟疫，崇祯皇帝又不是医科毕业，他也没这个本事，但有一些防治的常识，却是可以在这个时候推广的。
于是，他当场就回忆着说，让郑崇俭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