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事俱备，东风也来了，那么一切就可以进行了，伴随着相当一部分士族旁支子弟进入到苏宁临时办理的进修班里面学习，师资资源准备齐全，这些士族旁支子弟都是对于自己明明没有做什么事情却遭受池鱼之殃感到不满的人，并且对于主家，对于嫡系一派非常不满意，苏宁很中意这种对于主家的疏离感，把握好了，他们就是终生的大唐扫盲机器。
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之高下，主要还是从识字率开始看起，识字的人越多，那么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就越高，因为文字是文明的开始，只有识字，才能继续下去学习更为深层次的文化，所以，要想让大唐在短时间内发生巨变，扫盲就是第一要务，扫清大唐境内所有的文盲，就是这一阶段，大唐政府的最重要任务。
识字了，很多事情朝廷只需要张贴布告，百姓就能看懂，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吃力不讨好，识字的人多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就能产生飞跃性的进步，只有识字的人足够了，才能继续下去建设国民教育体系，李二陛下的那一句不使一人不识字，不使一人不知书才不是空话。
当然，这些士族旁支子弟还不知道应该如何教育那些不识字的人，让他们从不识字变为识字，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需要从很多方面入手，比如，利用他们已经识字的优势，让已经培养出来的一批可以深入基层展开扫盲工作的启蒙老师给他们上课，让他们明白如何教导那些不识字的人识字。
一开始苏宁觉得使用汉语拼音应该是很不错的方法，毕竟后来全中国的人都用这种方法识字，并且普通话也由此普及，但是渐渐的苏宁注意到很多问题，中古汉语和近现代汉语的差别本来就很大，抛开读音的问题，很多地方那个都不一样。就别说大唐时代那些根本难以听明白的地方方言。
秦始皇一统中国之后，就发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战国七雄各有各的文字，各有各的语言，各有各的钱财，各有各的文化，各有各的度量衡。各有各的行事准则，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内秦始皇批阅奏折都需要请各国人来为他朗读不同地方的奏折，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才会有秦始皇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的伟大举措。这一举措，使得中国避免成为欧洲那样分裂的状态，而保持了大一统的文化基础。
但是让秦始皇也无法统一的说话读音问题，就是千百年来困扰很多人的问题，就是如今，在湖南等地还有五里不同音的说法，不说普通话了。就是方言也是千差万别，听惯了普通话的人完全听不懂方言说的是什么，完全不是汉语拼音那四个读音可以解决的问题，现代汉语经过简化简化再简化，完全不是大唐时期可以理解的，苏宁也是过了好一段时间才适应过来。
但是唐诗宋词之所以可以产生，就和这些读音分不开关系，若是强行推行汉语拼音。使得汉字只有四个声调，估计唐诗宋词也就不会产生了，那是一种罪过，一种让苏宁难以启齿的罪过，所以在后来苏宁找到了孔颖达，请求他停止对汉语拼音的研究和改造，说他不想做一个罪人。然后详细剖析了汉语拼音的弊端，说这只是方便了他自己，却害了文化传承。
孔颖达随后意识到汉语拼音的弊端，其实他早就注意到。但是因为这样一来的确有很多字可以直接注音出来，很方便，较之两字相切读音法更为便捷，不用再出现识字的前提就是识字这样一个做法，教会一个不识字的人识字也不用那样麻烦，但是苏宁自己都提出来了，孔颖达自然也不愿意做那个罪人。
可是若是在全大唐使用两字相切读音法的话，孩子也就算了，那些目不识丁难以教化的大人如何教导？他们的学习能力很弱，早就过了最适合学习的时期，长期面朝黄土背朝天，若是没有适合他们的方法，估计学到底也学不会几个字，反而激起容易挫伤他们的信心和上进心，对于国家而言大为不利。
最后孔颖达长叹：“本以为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便可改变大唐，成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却未曾想到，一个小小的识字就让我等如此难堪，若是到了往后，有更多事情需要教习，又当如何？老夫太小看这些了，苏侯啊，此事不易，此事不易啊！若要让全大唐子民都能识字读书，谈何容易？”
苏宁也无奈，两字相切读音法的弊端和弱点太明显，却是这个时代唯一适合的识字方法，至于其他的一些旁门左道，苏宁也无处得知，只能说这个世界太不公平，连这第一步都迈出的如此艰难，没有拼音这一大利器，不识字的成年人若想识字，那可就真是太难了。
但是随后，苏宁却注意到了一个相当严肃的问题，虽然说在没有汉语拼音的古代，文盲率居高不下，但是先贤为了让更多的人识字，还是在有限的基础上做了无限的努力，所以识字率还是节节攀升的，没有汉语拼音的时代中，伴随着时间的推移，活字印刷术和造纸术改良之后，人们还是想到了很多的方法。
这就让苏宁想到了《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这号称三百千的三部有着重大意义的幼儿识字读本，古人没有办法用音符为汉字注音，但是却可以利用朗朗上口的三字句和四字句反复诵读，以此加强人们对这些字音的记忆，在记住了读音的基础上，再行认字，写字，一般而言，在私塾里面读一年书，也就可以过识字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