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就是说，要想在大明漫长的海岸线缉私，首要的前提条件是把那些海盗都清剿干净才行。如今郑芝龙的福建水师回去已经几个月了，该休整也应该休整完了，清剿海盗的事情应该提上日程了。不过崇祯皇帝也相信，孙传庭肯定也在做这事，下个旨意再催促下吧！
但对于孙传庭那边，目前重中之重的任务，还是收税，至少陆地上的税收，应该是可以收的。
从刚才王承恩的奏报上可以知道，那些豪商几乎全部动用有功名官吏的关系，偷税逃税，又让朝廷少收了很多税。这一点，如果从律法上说，这种逃税方式，是能轻而易举地截获，究其原因，还是有法不遵，执法不严所致。
不得不说，大明开国皇帝出身最底层的穷苦百姓，对于官员贪腐的认识是很清楚的。他的屁股，也是坐在老百姓这一边。因此他的大明，可以说是对官员最为苛刻的一个王朝，杀起官来也毫不手软。
就大明官员或者说有功名的人，随身携带的私物，朱元璋也早就有过规定。
首先，严禁以乘官船、驿马之机运载私物，若违反了规定，不但本人要受处罚，物品也要被没收入官。这些内容，明确记载在《大明律-兵律五》上，即：凡出使人也应乘驿马，除随身衣仗外，若有夹带私物者，十斤杖六十，另每多十斤加一等罪，，止杖一百。驿驴，减一等。私物入官。
其次，还严禁乘官畜产车船附带私物。也是《大明律-兵律五》中有记载：凡因公差，应乘官马、牛、驼、骡、驴者，除衣仗外，私驼物不得超过十斤。违者，五斤一十，每十斤加一等，罪止杖六十。其所乘车船者，私载物不得超过三十斤，违者，十斤一十，每二十斤加一等，罪止杖七十。家人随从者，皆不坐，若受寄私载他人物者，寄物之人同罪，其物并入官。当该官司，知而容纵者，与同罪，不知者，不坐。
在大明开国之后，*开始甚行，且愈演愈烈。这些条例，空有明文，却无人执行。到了嘉靖时期，嘉靖皇帝终于对此加以强调，并进行了细化，反应在《问刑条例》有关“乘官畜产车船附私物”的条例中，并规定，巡抚、巡按、巡河、巡盐、管河等就便拿问。
这些条例，如果一开始就如服舍违式那样全国严格执行的话，必然会招致全国上下的反对。这一点，可以参考原本历史上，崇祯皇帝下旨裁撤驿站一样，当时的主事人刘懋就被众人排挤，落得个凄惨下场。原因无他，因为这个事情，是损害了全体官吏的利益，而不是服舍违式那样，强调士农工商的等级，有权有势的基本都是受益者。
想着这些，崇祯皇帝心中便慢慢有了决定。
第二天一早，正在议事中的孙传庭忽然一顿，随后就楞在了那里。在场的人一见，不敢催促，静待中丞大人回神。
过了好一会后，就见孙传庭回过神来，脸色似乎稍微有点难看，扫视了下在场的人后，脸上又露出了一丝坚毅决然之色，显然是做出了什么重大决定。
只见他看向郑芝龙，面无表情，冷声喝道：“郑参将，开海已近一年，然海盗猖獗，本官念你之前奉旨外出，情有可原。如今回来已休整月余，剿灭海贼一事，不得再行拖延，限你一月之内，剿灭许香海贼，半年内，再无海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