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古经学还是今经学，其实是现在汉代的人求学的时候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远在上古时期，华夏处于时代的变革当中，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导致了整个政治层面需要一种全新的思想来支持自己行为，注解自己的道义，导致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正是在这个时间点，传统化周礼的权威性遭到了质疑和批判，因此适当的进行改造，以便在新的国度变动当中，寻求一种新的平衡，对于未来的社会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模式，就成为了举世关注的硕大的命题，引发了思想界的一次巨大的碰撞的火花，这就是百家争鸣。
此时的儒家其实并不是孔子对于自己的称呼，而是从墨家哪里得来的。孔子此时也仅仅是诸子之一，与其它诸子一样地位本无所谓主从关系。
但是从汉代开始，儒家的地位就逐渐的在提升，渐渐凌驾到了其他的诸子之上。
这一点，斐潜无能为力。
不是一个皇帝选择了儒家，而是华夏选择了儒家，相比较黄老的无为而治，墨家的兼爱非攻，法家的尚法明刑，都不能提供出一个系统的社会阶层解决方案
所以斐潜只能是从儒家的根本上进行一种尝试，试着看看能不能在这个尚未完全成型的儒家教派当中，夹杂进去一些自己的想法。
而这种尝试，就从今经学和古经学开始。
斐潜恭敬的给蔡邕倒了一杯热茶，然后双手奉上，说道：“师傅，今、古何异有之？”
蔡邕看了斐潜一眼，然后端起茶碗，啜饮了几口之后，将茶碗放下，才缓缓的说道：“今纬妄。”
斐潜知道，其实在今和古经学上有很多的区别，但是除了方才对于孔子和周公的崇尚之外，更重要的其实还是针对于经书的理解。
孔子和周公所谓的立像什么的，其实也仅仅是外在的一种表现，蔡邕作为一个古经的学者，也未必一定是早晚三炷香的拜周王，而是因为今经将孔子推到了圣位，因此古经的人将周王拉出来与其抗衡罢了，因此像后世那样稍微对着孔子或是周公像略有不敬便要如何如何的，汉代当下还是没有。
蔡邕说的，便是今经和古经的最大的根本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