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乎什么？
阮福根被冯啸辰给问住了。
他当然可以慷慨激昂地说自己是为了给国家分忧，是勇挑重担，是为了给中国人民争气等等，这也是许多官员在公开场合里喜欢说的话，作为理由并无可厚非。但他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坐在自己对面的这个年轻的副处长似乎更务实一些，用大话、套话来应付对方的结果，恐怕就是对方会对自己完全失去信任，进而用同样的大话、套话来敷衍自己，让自己根本无法得以这项业务。
一个人当然会有情怀，但情怀是要有物质基础的。一家企业可以有自己的社会责任感，愿意为国家、为社会做一些贡献，但这必须是在企业能够承受的经济负担范围之内。如果一家企业说自己完全不在乎利润，只想为国家做贡献，那么这家企业恐怕连生存下来都是一个问题，贡献就更谈不上了。
那些口口声声说自己完全不在乎钱的企业，要么是崽卖爷田不心疼，要么就是纯粹在撒谎。
阮福根明白这一点，他知道冯啸辰也明白这一点，对着冯啸辰这样一个明白人，阮福根知道自己不给出一个恰当的理由是无法过关的。
“冯处长，老实说吧。”阮福根咬文嚼字地说道，“我们是一家小企业，技术有一点，但没有名气，人家瞧不起。我们想接下这桩业务，认真做好，得到中央领导和日本人的承认，这样我们才能够让人相信，以后就有更多的业务做了。我说我们不在乎利润，意思是我们在乎的是以后更多的利润。”
冯啸辰微微点了点头，阮福根的这个回答，让他觉得比那些豪言壮语更加可信。他是在市场经济里成长起来的，看问题更习惯于市场的眼光。阮福根说自己的企业是想通过这项业务来提高名气，这是一个颇有雄心的目标。带着这样的心态去做事情，是能够把事情做好的，相比之下，如程元定、马伟祥那些人，在计划体制下舒服惯了，早就没有了上进的心态，一心只想着如何从国家那里争到更多的好处，把一个重点项目交给他们，他们恐怕很难有激情去追求尽善尽美。
这个体制内需要一些鳗鱼啊，冯啸辰在心里暗暗地想道。
“你说你是会安化工机械厂的业务科长，你的工作证和介绍信能给我看看吗？”冯啸辰随口问道。
此言一出，阮福根顿时就窘了。他哪是什么业务科长，他只是一家挂着社队企业旗号的私企小老板而已。他出来谈业务，带的是公社出具的介绍信，这介绍信倒是一直揣在他的怀里，可他怎么敢拿出来呢。
“嗯，介绍信……我今天出来匆忙，没带着，过两天，我再拿过来给冯处长看，可以吗？”阮福根说道。他已经想好了办法，如果这边的业务有希望，他就马上给自己的弟弟阮福泉打电话，让阮福泉给他开个介绍信，再安排人坐火车赶紧送过来。不过，这恐怕需要好几天的时间，届时自己只能是找个理由拖延了。
“没带介绍信？”冯啸辰心念一动，脸上却并不流露出什么异样，只是淡淡地应道，“嗯，没关系，你过两天记得带过来就行。这样吧，阮科长，你先坐一下，我去向我们主任汇报一下这件事情，听听他的指示再决定如何和你们合作。”
“好的好的，冯处长请便。”阮福根连声说道。
冯啸辰起身离开了。他先回了自己的办公室，安排周梦诗去给阮福根倒点水，顺便陪着阮福根聊聊天，自己则抄起电话，找到了远在海东金南地区的“轴承大王”姚伟强。
由于有佩曼出面撑腰，姚伟强在金南地区一下子由通缉犯变成了劳模。在杨海帆提供的资金支持下，他把自己原来的轴承店升格成了“中德合资菲洛（金南）轴承经销公司”，并取得了国家颁发的合资企业经营执照，一跃成为一名合资公司的董事长兼中方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