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仁基因未能按期到达指定地点与刘长恭会和，再加上萧怀静不停地向朝廷诉说他的坏话，最终获罪于朝廷。
李密了解到裴仁基的困境后，便派人劝说他投靠瓦岗军，并用丰厚的利益诱惑他。贾务本（贾务本原为张须陀的副将，后成为裴仁基的部将，最终在隋朝末年加入了瓦岗军）的儿子贾闰甫正好在裴仁基军中，他暗中劝说裴仁基投降李密。
裴仁基问道：“那萧御史该怎么办？”
贾闰甫回答：“萧君就像栖息在树上的鸡，如果不知变通，对他来说，不过是明公您一刀的事。”
裴仁基听从了他的建议，派贾闰甫去见李密请求投降。李密非常高兴，任命贾闰甫为元帅府司兵参军，兼直记室事，并让他回去复命，同时写信给裴仁基表示慰问并接纳他的投降。
裴仁基率军返回位于河南省荥阳市区西北十六公里的汜水镇内虎牢关驻扎。萧怀静得知裴仁基想要投诚瓦岗军，便想要秘密上表朝廷奏报此事。裴仁基得知后，便杀了萧怀静，立即率领部下向李密投降。李密封裴仁基为上柱国、河东公；裴仁基的儿子裴行俨，因勇猛善战，李密也封他为上柱国、绛郡公。
因隋朝名将秦叔宝先后效力于张须陀、裴仁基等将领，此时又跟随裴仁基来到李密帐下，李密大喜过望，他知晓秦叔宝威名远扬，战场上以勇猛着称，亲自站起身来迎接秦叔宝。
李密拉着秦叔宝的手说道：“得将军相助，如虎添翼，大业可期。”
秦叔宝抱拳行礼，神色淡然：“愿为主公效犬马之劳。”
李密随后任命秦叔宝为骠骑将军。李密败亡后，秦叔宝转投王世充，但不久后因看不惯王世允的为人，便与程咬金等人一起投奔李唐。随李世民南征北战，参与平定各地割据势力，如宋金刚、窦建德、王世充等，是李世民的重要将领，因长期征战导致身体不堪重负，病逝于贞观十二年(638年)，图画与凌烟阁，成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秦叔宝与尉迟敬德被后人尊为门神，象征着忠诚和勇敢，这一形象在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随后，李密又听说出身官宦世家的济州东阿（今山东东阿西南）人程咬金聚集数百人保卫乡里，此人自幼舞枪弄棒，骁勇好斗，行侠仗义，善待身边之人，很有名望。通过李密的招揽，程咬金加入了瓦岗军，被任命为骠骑将军，并在李密的麾下取得了显着的军事成就。
后因李密战败，程咬金被俘。尽管如此，王世充对程咬金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希望他能为自己效力。归附王世充后，程咬金不满王世充的为人，与秦叔宝一同归顺李世民，成为李世民的重要将领。他追随李世民破宋金刚、擒窦建德、降王世充，参与玄武门之变，历任多个重要军事职位。因卓着的战功，后图画与凌烟阁，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程咬金的故事和形象在后世的文化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尤其在《隋唐演义》等文学作品中被塑造成忠诚、勇敢且机智的英雄，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传奇人物。
自秦叔宝和程咬金加入瓦岗军后，李密从军队中挑选出特别骁勇的八千人，分别隶属于四个骠骑部队以加强自身的防卫，号称“内军”，李密时常对外炫耀说：“这八千人足以抵挡百万大军。”
不久后，罗士信、赵仁基也都率领部众归附李密，李密任命他们为总管，让他们各自统领所属部队。
考虑到回洛仓是隋朝东都洛阳附近的重要粮仓（回洛仓位于河南省洛阳市瀍河区小李村、马坡村以西，回洛仓是一个历史悠久且极具价值的大型粮仓遗址。作为隋朝的国家粮仓，回洛仓的主要功能是为洛阳城内的皇室和百姓供应粮食，是隋唐大运河沿线重要的粮仓之一），对维持洛阳的粮食供应至关重要。李密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果断地派遣了麾下猛将裴仁基以及悍将孟让，统率着多达两万余人的精锐之师，气势汹汹地向着回洛仓进发。
这支部队犹如猛虎下山一般，锐不可当。
裴仁基与孟让二人紧密配合，指挥若定。他们巧妙地运用战术，迅速突破了回洛仓的防线，并一举将其攻陷。随后，他们又一鼓作气，焚毁了天津桥（此天津桥与天津市无关，而是位于河南省洛阳市的重要遗迹），使得敌军的增援道路被彻底切断。接着，这些胜利在望的将士们开始肆意放纵起来，如入无人之境般在城中大肆劫掠，一时间，回洛仓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然而，东都洛阳方面自然不会坐视不管。面对李密军的来势汹汹，他们迅速集结起兵力展开了反击。尽管裴仁基等人英勇善战，但终究寡不敌众，在激烈的战斗后，他们不得不带着残兵败将落荒而逃。
此时，李密得知前方战事不利，毫不迟疑地亲自率领大军前来支援，并最终选择在回洛仓安营扎寨，准备与东都的军队展开一场持久战。要知道，此时东都的援军有备而来，军力不容小觑。城中尚有二十多万雄兵强将严阵以待，他们昼夜不停地登上城墙巡逻警戒，手中的梆子声此起彼伏，一刻也不敢松懈，甚至连身上的铠甲都未曾解下过。
李密并没有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他继续调兵遣将，对偃师（今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和金墉（今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可惜的是，这两座城池防守坚固，易守难攻，任凭李密如何用尽浑身解数，始终无法将其攻克。
强攻了十多日，眼见久攻不下，且己方损失惨重，李密无奈之下只得下令撤军，退回洛口重新整顿兵马，再谋良策。
经此一战，洛阳城中粮食极度匮乏，百姓们陷入了饥饿与恐慌之中。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内的布帛却堆积如山，数量之多令人咋舌。由于缺乏其他可替代的材料，人们无奈之下只能将这些珍贵的绢用来制作汲水的绳索。而原本用于制衣保暖的布料也被拿来当作生火做饭的燃料。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越王杨侗心急如焚。他当机立断，派出大批人马前往回洛仓搬运大米进城，以解燃眉之急。
与此同时，为了抵御李密可能发起的进攻，杨侗还精心部署了兵力。他调拨了五千名精锐士兵驻扎在丰都（今洛阳城内商业区），另外又有五千名士兵分别驻守在上春门（隋唐洛阳城东墙居中的一座城门，当时称为建阳门）和北邙山（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北部，是中国历史上着名的墓葬地，有着“生在苏杭，死葬北邙”的说法）。这三支队伍各自安营扎寨，并相互呼应连接成一个严密的防御体系，共计九个营寨分布于东都城周围。
每个营寨都戒备森严，士兵们日夜巡逻，不敢有丝毫懈怠。他们时刻保持着高度警惕，密切关注着城外李密军队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迎接未知的战斗。整个东都沉浸在一片紧张的气氛之中，所有人都祈祷着这场危机能够尽快过去。
李密撤回洛口不久，又派房献伯攻打汝阴郡（今安徽省阜阳市）。房献伯是隋末起义将领，济阴人（今山东定陶西北），曾与房彦藻共事。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房献伯率领瓦岗寨农民起义军一部攻陷汝阴（今安徽阜阳），当地人积极响应，大获全胜。
没多久，淮阳（今周口市淮阳区）太守赵妷率全郡投降了李密。李密得了支援，再次率领三万大军重新占领回洛仓，并大举修筑营垒，以此来逼迫东都。
东都洛阳城内段达等人率领七万大军出兵抵抗。在回洛仓北面展开激战，隋军溃败逃走。李密此时让他的幕府祖君彦向各郡县发布檄文，列举炀帝的十大罪状（前文我们提到过的《为李密檄洛州文》）：“用尽南山的竹子，也写不尽他的罪恶；决开东海的波涛，也洗不尽他的恶行。”
越王杨侗眼见东都洛阳岌岌可危，却不见援军前来，便派遣太常丞元善达秘密潜入起义军之中，历经艰险前往江都。元善达到达江都后，又好不容易才见到了杨广的面。
元善达急忙跪下向隋炀帝奏报说：“李密拥有百万大军，围攻东都，占据洛口仓，城内已经没有粮食。如果陛下能迅速返回，那些乌合之众必定会溃散；否则的话，东都将一定会失守。”
说着，元善达不禁歔欷呜咽，隋炀帝听后也为之动容变色。虞世基却进言道：“越王年纪尚轻，这些人是在糊弄陛下。如果真像元善达所说的那样，善达又怎么可能来到这里呢！”
隋炀帝听后顿时大怒说：“善达不过是个小人，竟敢当廷侮辱我！”
于是命令元善达经过贼兵占领区前往东阳（今浙江省金华市）催运粮草，元善达最终在路上被群盗所杀。从此以后，人人闭口不言，再没有人敢向隋炀帝报告起义军军情。
《资治通鉴》记载，虞世基容貌沉稳审慎，言辞多合皇帝的心意，特别受到隋炀帝的宠爱，朝臣中没有谁能与他相比；他的亲信党羽倚仗他的势力，公开卖官鬻狱，贿赂公行，他的家门就像市场一样热闹。因此，朝廷内外的官员百姓都对虞世基心怀怨恨。内史舍人封德彝依附虞世基，因为虞世基不熟悉官吏事务，封德彝就暗中为他出谋划策，宣布执行皇帝的诏令，谄媚顺从皇帝的心意，凡是群臣的奏章中有违抗皇帝旨意的，都扣留下来不上奏。审理案件时，法律条文多而严苛，诋毁深重；论功行赏时，则尽量削减压低。所以虞世基的恩宠一天天加深，而隋朝的政治却日益败坏，这都是封德彝所干的好事。
不过，随后瓦岗军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还是惊扰了正在江都醉生梦死的隋炀帝杨广。瓦岗军的行动严重削弱了隋朝的统治基础，使得隋炀帝杨广不得不调动更多兵力来镇压瓦岗军，从而分散了隋军对其他地区的控制力。
瓦岗军的强劲势头和频繁的军事行动无疑对杨广的统治构成了直接威胁，迫使他在专注于荒淫享乐的空闲间隙，开始关注北方的局势，在得知确实是李密参与其中后，龙颜大怒，势必要将李密家人全部杀光才解心头之恨。然而，李密在参与杨玄感起义失败后，其父亲和弟弟已被隋朝政府捕获，并遭极刑惩处。
隋炀帝杨广日思夜想，思索着还有哪些与李密相关之人可供诛杀。苦思冥想后，他想到了晋阳令刘文静，毕竟这亲家也算一家人，况且，刘文静还是李渊的属下。遂传下旨意，命李渊将刘文静拘捕候审。如此安排，亦在于试探李渊当下的忠诚度和执行力，李渊若遵旨行事，便可相安无事，若抗旨不遵，岂不是一箭双雕，能够尽早铲除心头大患。
那么李渊会掉入隋炀帝杨广为他挖好的大坑里吗？我们跟随历史的痕迹，下章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