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勤，你先前曾提及，这亦是我们所需要避免的，那么以你来，我们应该如何避免如日本一样，陷入政治上的短视与无知呢”
啊……
委员长的反问让管明棠的心底不禁暗自懊恼起来，这时他才想起来，相比于其它人，眼前的这位委员长，最大的长处就是让别人去猜测他的意思，然后按照他的意思把话说出来，而现在自己可不就是……陷入这个局中。
而一旁正在坐着记录的杨永泰，在记下委员长的话后，更是心叹一声，总归，哲勤还是太过年青了，有着政治上的敏锐，却没有政治上的经验。否则谈话的主动权又岂会为蒋介石所夺
而在这种沉默中，管明棠的脑海中浮现出了另一个时空中的日本，在另一个时空中从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间日本陆军的战死和战残的人数是：1937年5。1万人，1938年8。9万人，1939年8。2万人，1940年4。2万人。这段时间，日本陆军全部兵力是70万人，也就是每年要消耗掉陆军的10%左右。几乎人人都说过仗不能再打了，需要从中国撤军了，甚至其亦计划于40年从中国总撤军。但1940年，德国希特勒在欧洲战场的胜利使日本那些少壮“精英”们的“唯心的幻想与热情”再次被激发出来，他们像被打了兴奋剂一样气宇轩昂，“生怕误了班车”，生怕等到希特勒把全欧洲都拿下来了，“连汤也没得喝”，得赶紧行动。他们不仅没有考虑如何结束在中国的战争，甚至还进一步扩大战争，向英美开战。1940年9月，在没有海军战斗舰船护卫的情况下，日本陆军在海防港登陆，入侵法属中南。由此，日本将英美推到了中国一边，同时在军事节节胜利的情况下，日本为自己打开了通向地狱的大门。
而在这一个时空中，中国军队在今年却消耗了日本陆军的30%，亦正因如此，日本人才会意识到仗不能再打了，需要从中国撤军了，而现在没有希特勒打来的“兴奋剂”，且又有各国介入调停，中日停战似乎已成定局。
实际上，现在左右中日停战的，已经不再是日本，而是中国，中日能否停战的关键在于中国是否愿意接受，就国民情感上而言，现在停战，显然是国民无法接受的，但是就国家实际情况出发，停战却又是恰当的。
在这种思索中，管明棠不禁在内心深处佩服起伊腾博文、儿玉等那些日俄战争时的日本政客与军人了，他们能够断然意识到国力的差距，不顾阻碍与国民情感断然停战，从而在战争对日本有利的情况下以对日本有利的态势停战，但是……
“毕业于陆大的少壮军人有战无略，长于冒险，而短于节制，过于迷信“精神的力量”，战争已启动却不知其边界何在。军事高于甚至蔑视政治，是日本军事目标无限膨胀的制度性原因。从沈阳到卢沟桥发生的一系列事端，多是高级参谋们起事在前，政府被逼承认在后。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更是由佐级参谋群体不断策划出的一个个“下克上”的军事冒险积累到临界点而最终触发的，其国家的战争能力也是在其中由量变全面激活后就迅速转入质变即透支枯竭的。战争的这种“下克上”的逆推方式，决定了日本从战争开始到结束，在战略方向和目的上从来是完全混乱的；虽然取得了战役战术上的一个又一个胜利，但堆砌起来的却是战略失败，最后不得不把明治维新初期到手的利益全部吐出来。”
面对委员长的期许，管明棠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用日本作出了回答，虽是如管明棠，此时亦不愿意承担停战所带来的政治后果，尽管他明知道，自己不可能回避这一现实，甚至于可以想见的一点，也许今天自己还是抗日英雄，明天自己就是对日妥协投降派了。
“长于冒险，而短于节制！”
虽然管明棠并没有明确的给出自己想要的答案，但蒋介石却知道，这或许是他唯一能给自己的答案了。
在蒋介石沉吟时，管明棠却于心间苦叹一声，然后继续说道。
“从历史中汲取教训是可行的，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今日之中国，最大的问题，则在于，我们的战略目标是什么，而战略目标非仅限于眼前，而应该着眼于未来，战略目标亦可分之为当前战略目标与未来战略目标，而当前的战略目标的根本是为未来的战略目标实施作铺垫，当前与未来的战略目标制定，首先必须充分考虑到国力与国际局势的变化……”
在做出这番对战略目标的阐述之后，迎着委员长的投来视线管明棠继续说道。
“就像日俄战争时，当时的战争指导者如山县有朋、大山严等军人，与日本后来的军人不同。他们都是旧藩出身，不仅是军人，还是政治家。他们不是在学校里学来的战争，而是在幕府末年的内乱开始从战争中学来的战争。所以他们知道“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知道有一个开始就肯定有一个结束。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与其说他们赢得了战争，不如说他们赢在哲学。或者说，赢在了他们深知战争目标的制定，需谨慎的以国力相匹配，如此才了明治时期日本的辉煌，而反观今日之中国……”
与委员长的目光迎视中，那原本潜藏于心底的苦笑，这时却于管明棠的脸上浮现了出来。
“今日之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既深知国力之虚实，亦无人敢于承担……”
“哲勤!”
不待管明棠把话说完，蒋介石却看着面前的年青人，用沉稳的口气说道。
“你怎知，中国无人愿意承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