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抵抗之谈只不过是一种“虚张声势”，而中国的团结也仍然是骗人的把戏，经不起日本的攻击，中国就像是一个肢离破碎的草棚，只需轻轻一击就会彻底倒塌。”
《时代周刊》1937年6月
正如《时代周刊》上所言，民国26年的中国，在外国人看来委实不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在这个国家的南方，为数众多的割据势力正窥伺着南京国民政府内的那把椅子，大规模的内战似乎随时都可能爆发；而在这个国家的北边，东洋恶邻正步步紧逼，平津危机，华北危机；甚至这个国家名义上的领袖在半年前还差点因军队哗变而丢掉性命。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民国26年7月7日卢沟桥的一声枪响，这个不像国家的国家仿佛被施了魔法，军阀们对中央言听计从，各个党派纷纷表态服从政府。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政坛第一位得到军界、政界、民间承认的领袖也宣告诞生。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参加国防参政会“庐山谈话会”第一期的代表都克服各种困难，从全国各地赶奔庐山。
7月15日上午，汇聚庐山的各界名流齐聚庐山“仙岩饭店”，原本定期于今天召开的谈话会推迟了一天，不过各界名流还是齐聚于“仙岩饭店”，并在此畅叙国事。而今天到达“仙岩饭店”的其中有浙江大学校长竺可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长马寅初、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傅斯年、商务印书馆经理王云五、大律师张志让、著名教授学者梁实秋、梅思平、胡建中等。
在“仙岩饭店”的大厅内，《中央日报》的一位记者一看到胡适便连忙走过去。
“适之先生，您能不能谈谈对时局的看法。”
在来到庐山的这几天间，胡适的态度已经发生了转变，原本他倾向于外交解决，但而现在，当大家都倾向于抗战的时候，他自然也就支持抗战了。而对记者的提问胡适略为思忖，随即侃侃而言：
“众所周知，我以前曾主张通过外交解决当前的中日问题。然而当今之世，日寇欺人太甚，偌大个华北，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再这样下去，国将不国，还谈什么研究问题、科学救国！当今最大的问题，就是全国同心，把日寇赶出中国！”
而面对记者的提问，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先生一改平日的平稳、持重，情绪激动地说：
“‘南开’凝聚了我一生之心血，战端一开，难以保全。保不住就不保了，决不能向日本人屈服！打烂了‘南开’可以再重建，国家一旦灭亡了，还谈什么教育！”
在张伯苓提及“南打打烂”时，他不禁热泪盈眶，听者无不动容。
在这时，一旁的梁实秋则立即接着说道：
“昨天我在松树路漫步，看到路旁石头上刻着马占山将军的一首诗，慷慨激昂，颇有岳飞《满江红》之遗风。”梁实秋说着，抑扬顿挫地吟哦起来：“百战赋归来，言游匡山麓。爱此钦崎石，状如於菟伏。摩挲舒长啸，狂飚振林木。国难今方殷，国仇犹未复。禹迹遍荆榛，恐汝眠难熟。何当奋爪牙，万里飞食肉。马占山将军把林中之石喻为小老虎，都要奋爪扬齿，去飞食日寇之肉，何等壮怀激烈。诗是民国二十二年写的，如今已是二十六年了，我们还没有实施抗战，多少“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啊！”
一向以脾气暴燥而闻名的傅斯年则紧接着又补了一句：
“再这样下去，全国人民都要成‘遗民’了，‘王师’又在何处耶！”
众人正在议论纷纷，忽听有人高叫：
“管明棠先生来了。”
在过去的几天间，管明棠和邯彰一直吸引着外界的注意力，先是邯彰的军事总动员，随后人们从邯彰的广播中听到一个个有关动员的有关战争的“战时条令”的通过，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当中国许多地方还在为“战或和”而犹豫的时候，邯彰已经用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这不需要任何宣言，不需要表述任何主张。
或许，管明棠并非毕业于军校，但是当年义勇军五十八路军的辉煌胜利，却让人们相信，他一定能够率领邯彰民团创造一个个新的战场奇迹，让国人再次品尝胜利的果实。
进入大厅之后，管明棠则逐个与的各位代表握手，当他来到张伯苓面前，张伯苓则紧紧的握着他的手说道，激动地说：
“哲勤，我在来的路上，便听说了你们邯彰实施了军事总动员，实在是让人大为鼓舞啊！实是我华北之骄傲！只盼望您和邯彰民团众将士，能早日开赴战场，为国立功！”
而管明棠则连忙说道：
“张伯老毕生为民为国，世所敬仰。在此民族危亡之时，又深明大义，极力主张对日作战，实为国人之楷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