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五十六章镇江条约……
水雷是最古老的水中兵器，它的故乡在中国。水雷最早是由中国人发明的。一五五八年明朝人唐顺之编纂的《武编》一中，详细记载了一种“水底雷”的构造和布设方法，它用于打击当进的侵扰中国沿海的倭寇。这是最早的人工控制、机械击发的锚雷。它用木箱作雷壳，油灰粘缝、将黑火药装在里面，其击发装置用一根长绳索不结，由人拉火引爆。木箱下用绳索坠有三个铁锚，控制雷体在水中的深度。一五九零年，中国又发明了最早的漂雷，以燃香为定时引信的“水底龙王炮”。一五九九年，中国的王鸣鹤发明以绳索为碰线的“水底鸣雷”，一六二一年又其改进为触线漂雷，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触发漂雷。明朝嘉靖年间，我国东南沿海经常有倭寇船只侵袭。为了对付海盗的入侵，人们将火药装在木箱内，并用油灰粘缝，制成一种靠拉索发火的锚雷，专门打击敌船。十六世纪末，又相继发明了用牛脬做成的漂雷“水底龙王炮”和沉底雷“水底鸣雷”，一六二一年，“水底龙王炮”和“水底鸣雷”先后被改进为碰线引信的触发漂雷，并多次在海战中毁伤敌船。
欧美十八世纪开始实战使用水雷。北美独立战争中。北美人民为攻击停泊在费城特拉瓦河口的英国军舰，于一七七八年一月七日，把火药和机械击引信装在小啤酒桶里制成水雷，顺流漂下。当时虽然没有碰上军舰，但在被英军水兵捞起时突然爆炸，炸死伤了一些人，史称“小桶战争”。
梁鹏飞早就对水雷用上了心，而且他也知道在明朝的有一部叫做《武备志》的兵书里边有着关于水雷的制法，可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想要花重金心购之时，从其他人的嘴里边得知。
《武备志》这一部二百四十卷，文两百余万字，有图七百三十八幅的中国古代字数最多的综合性兵书居然被朝庭当作禁书给销毁了。
明天启元年《武备志》初刻本，因“多悖碍字句”被清禁，是时钱塘人汪允文删明本诸序言，又删节去茅元仪原作中的“东胡”等“不妥”之字，此版《武备志》，号“莲溪草堂本”，于清代广为流传，可是，到了乾隆年间，这位自号十全老人的满清皇帝担心对朝庭心有不满的那些造反派人士得到此书之后，造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类的，让朝庭更加难以剿灭叛逆，所以，再次被禁，而且不管你是哪个版本的，一律全部禁毁，不得留存，否则，那就是心怀不轨，抄家灭门的祸事。
当第一时间得知到了这一消息的时候，梁鹏飞给气歪了鼻子，看看，多么官冕堂皇而又让人啼笑皆非的理由啊。
怪不得乾隆要修《四库全书》，就是要把文字狱搞的更彻底，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
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除了焚毁书籍，满清还系统的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目前明代档案仅三千余件，主要是天启、崇祯朝兵部档案，也有少量洪武、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朝的官方文书（其中很多已经被满清修改过）。
其余估计不少于一千万（记住，是10000000份）份明代档案，已经全部被销毁了。除了销毁书籍和档案外，满清还系统的对残存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
吴晗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连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也因为有碍于愚民而禁毁.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华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
很多描绘金元屠杀的史料，在满清《四库全书》中，全部遭到了删除和篡改。最令人发指的是，满清还通过篡改文献，达到对汉民族进行诬蔑的目的。
如满清宣称，张献忠立有碑文，曰：“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但根据梁鹏飞在将要穿越时空的前几年，四川考古工作者找到的张献忠碑文，实际却是：“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根本没有七个杀字。这些杀字，显然是满清走狗文胡编出来的。
“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乾隆对此功绩，是如此洋洋得意地自许自夸道。
而后世的满清遗老遗少们一致地认为并且认可而且还赞扬，《四库全书》的编纂，无疑是中国文化事业的一大巨献，大力倡导藏书文化，体现传统文化尊严和价值。啧啧啧，多么好听的字眼啊，让那些埋在坟墓里的枯骨都无法不感动于这些后人的赞扬与歌颂。
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诸人的著作，均于例禁。后来稍稍放宽，有些人的著作，只要“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但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诸人的作品，查禁特别严厉。
甚至连看过这些禁书的，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一律获罪，最轻也是个流放三千里，重的话，抄家灭门、诛连九族，这就是满清对于记载着华夏文明传承的那些禁书的态度，只要是不适合他们心意的一切书籍，不管你是谈艺术还是谈诗歌，想禁就禁，想毁就毁。
残酷到令人发指的文字狱使许多士子“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梁谋”，言谈中听到文字狱就吓得立即躲远，文人著书就为生计，不敢发表自己的见解。纷纷立下了“不当烈士”的犬儒座右铭，文人学士只好泯灭思想，丢掉气节，或者死抱八股程式，背诵孔孟程朱的教诲以求科举入仕；或者远离敏感的学术领域，远离现实，把全部精力用于训诂、考据的故纸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