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毕成的记忆中，张自忠是武汉政府军队中当之无愧的“第一抗日名将”！
张自忠在抗日战场上的战绩卓著，先后取得过临沂大捷、鄂北大捷和襄东大捷，被老百姓称为“活关公”。同时，张自忠也是华毕成穿越前那个时空中，抗战时期中国军队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
这样一位正直、高尚的爱国将领，却曾因被民众误认为汉奸而落到人人喊打的地步！最后张自忠用他的生命证明了他的清白。这般的曲折的经历，使张自忠带上了一些悲情的色彩！
“七七事变”前，日本人一意使华北特殊化，张自忠以北平市市长身份，奉宋哲元密令，与敌周旋，忍辱负重，外界不明真相，均误以张自忠为卖国求荣的汉奸。
卢沟桥事变事变发生时，宋哲元在山东老家乐陵，冯治安在河北省会保定。张自忠在北平卧床治病，10日夜里，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与日本驻平陆军助理武官今井武夫冒雨来到椅子胡同张自忠私邸，径直找张自忠交涉。
张自忠听了松井提出的条件之后，非但不答应处分“肇事”的负责人，对于撤退卢沟桥附近中国军队的问题，也不过主张调换一下部队而已。松井和今井无功而返。
11日晚，宋哲元从山东返抵天津，此时宋哲元同张自忠一样，认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
实际上，日本政府已经做出了扩大战争的决策，华北日军与冀察当局的交涉只是缓兵之计，而此时的宋哲元还幻想着当他的“华北王”，对此日军意图缺乏清醒判断，仍致力于通过交涉解决事变，并与日方签订了停战协定，令张自忠留守北平，缓冲中日关系。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以“应战而不求战”为应付事变的基本方针。从这一方针当中，冀察当局看不出蒋委员长发动全国抗战的决心，尽管蒋委员长多次致电宋哲元，要他去保定坐镇指挥，但宋哲元认为事变尚有就地解决的可能，因而没有从命。
但张自忠力求就地解决事变的态度使舆论界对他的误解进一步加深了。在一般人看来，张自忠无疑是“主和派”的代表人物，离汉奸只有一步之遥。平津舆论界乃至二十九军当中都广泛流传着“三十七师打，三十八师看”的说法，言语中透着对张自忠的不满。
当时的一家报纸刊登了一篇题为《要对得起民众》的短文，说：“张自忠在津宣言：‘我姓张的决不做对不起民众的事。’我们闻其‘声’，如见其人。拍着胸膛硬碰，好像不失‘英雄’本色。……这样并无用处，事在做给人看。”张自忠看了这篇文章，神色严肃地说：“我倒是同意他的观点，谁是民族英雄，谁是混账王八蛋，将来看事实吧！”
25日，冀察政务委员会中止对日军协商，同日日军发动攻击，28日第29军军部被日军攻破，佟麟阁副军长与赵登禹师长殉国。于是宋哲元决定将第29军撤到保定，将冀察政务委员会与北平市长都交由张自忠代理，以掩护第29军的撤退。
但这么一来，张自忠就成为众矢之的，全国各大报刊纷纷发表痛斥张自忠的文章，报界一度讽刺道：“自忠！自忠！自以为忠！”。待第29军撤出平津之后，张自忠从8月1日试图逃离北平，但一直到9月3日才成功抵达天津。
张自忠然后乘英国商船“海口”号离开天津的，他打算由烟台转济南再去南京。当他路过潍县时，碰到韩复榘部第二十九师师长李汉章。这个早年曾经在学兵连跟随张自忠的小兵，居然拍着桌子讽刺张自忠：“以前我见你尽读些圣贤之书。可是到底都学了些什么呢”
李汉章的这番话大大刺伤了张自忠的自尊，他生气的反驳道：“负国之事岂是我张荩忱所为的我定当粉身碎骨，以事实取直天下！”
到了济南，韩复榘对张自忠也极为冷淡，甚至没有派人去接张自忠。当张自忠来到韩复榘私邸，韩复榘的副官进去向韩复榘禀报说张自忠前来拜访时，韩复榘居然扯开嗓门大声说道：“他当他的汉奸，我救我的国，来见我干啥”
张自忠在门外听得真切，一气之下大步走进屋里，对韩复榘说：“向方，我给你个东西看看！”然后掏出宋哲元的手谕，“啪”地一声摆在韩复榘面前。
韩复榘看了宋哲元的手谕，明白了事情真相，说道：“哦，是这么回事。倒是不应该由你背这个黑锅。”这才对张自忠的态度有所改变。
韩复榘知道，现在只有蒋委员长才能决定张自忠的命运。他当即给南京打电话，向蒋介石请示如何处理此事。结果蒋介石下令将张自忠押解南京。
韩复榘把电话记录拿给张自忠看，说：“委座让我把你解往南京，你看怎么办”
张自忠回答道：“你就看着办吧。”
韩复榘沉默了一阵，说道：“咱们毕竟是西北军的老兄弟。这样吧。你身体不适，先在我军里住下，给委座请个假，暂留在济南治病。过几天冯先生要来济南，见了他再说。”
韩复榘对张自忠并不完全放心，因为张自忠的队伍此时正驻扎在济宁、平阴一带。因此他派省府委员张钺与张自忠同吃同住，名为陪同，实为监视。
这个时期，由于冀中连降暴雨，一片汪洋，第一战区平汉线与津浦线两区间联络极为不便。蒋委员长决定将津浦北段地区辟为第六战区，任命冯玉祥为司令长官。担任津浦线北段防御任务。冯玉祥受命后立即北上。于是张自忠在济南火车站见到了他的老长官。
对张自忠十分了解的冯玉祥给蒋介石写了封信，说明责任不在张自忠，还是应该让他回去带兵打仗。冯玉祥在信中还说，张自忠是个有良心、有血性的人，只要叫他带着队伍打日本，他一定能尽本分。
冯玉祥的这封信使张自忠的心情稍微踏实了一些。他内心十分清楚，在舆论汹汹众口声讨之下，此去南京非同小可！
当时的社会舆论，对于张自忠来说，是极为不利的。舆论界对他的误会和谴责，是有增无减。如9月28日上海《大公报》刊了一篇标题为《勉北方军人》的文章，对张自忠指责说：“……在北方军人的老辈中，便有坚贞不移的典型。段祺瑞先生当日不受日阀的劫持，轻车南下，以民国耆老死于沪上，那是北方军人的光辉。最近北平沦陷之后，江朝宗游说吴子玉（佩孚）先生，谓愿拥戴他做北方的领袖。经吴先生予以断然拒绝。这种凛然的节操，才不愧是北方军人的典型。愿北方军人都仰慕段、吴两先生的风范，给国家保持浩然正气。万不要学鲜廉寡耻的殷汝耕及自作聪明的张自忠！”
刊于《国闻周报》的一篇文章则讥讽挖苦说：“使当局和战不决的主力是张自忠，当他演了一套得意的‘二进宫’以后，委员长的瘾，却拘束地仅仅度得八天，就被日本人一脚踢开了。”
舆论的责难，更增加了张自忠去南京的艰险，使其前景严峻，但却未动摇张自忠赴南京的决心。
10月7日，张自忠在秦德纯、张钺的陪同下，启程南下。他们离开济南后，先到泰安。这个时候，宋哲元正在泰山休假，嘱让张自忠上山一晤。
住在玉皇顶的宋哲元听说张自忠上山来了，亲自出来相迎。两人见面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宋哲元看着张自忠那憔悴不堪的神色，叹了一口气说道：“荩忱，这一段日子确实使你吃了太多的苦，我心中感到十分难过，也十分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