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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十年的中国，存在着两个金融中心，一个是新近崛起的西北市，西北市的第八大道被国人称为亚洲的华尔街，第八大道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的金融、证券交易的中心。而另一个则是自上世纪中后即成为亚洲金融中心的上海，这里同样是南中国的金融、证券交易的中心城市。
在五年前，拥有大量租界的浦西经过一百五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繁荣的著名大都市，享有“十里洋场”、“东方巴黎”之称时，而与之一江之隔的浦东却依旧是一派荒凉景象。或许正是这种荒凉带来的地价低廉使得共和五年后，上海新兴的民族产业大都选择这里办厂。
早在共和七年，上海市议会一些有识之士也曾酝酿、制定了一个“大上海计划”，包括在浦东建立一个大港区及在陆家嘴建设一个新市区等。最终计划在共和八年，随着国家的统一、税收的降底，大环境的好转，同时在爱国者不租洋人房等诸多因素的推动，浦东开始大规模的建设，此时的浦东尽管仍处于建设规划期，但相比三年前，已经初显大都市雏形，位于黄浦江边的二十八层的商业大厦更是成为浦东的代表，相比于对岸各国租界内的那些西方建筑，浦东更显得东方之韵味。
尽管上海地处江南，但是11月末的天气还有些阴冷。但阳光毕竟是和煦的。早晨，太阳朗照着大地。金色的阳光，洒浇街头的和屋顶上，洒落在人们的肩膀上和脊背上。一股热乎乎的暖流在周身洋溢，头昏昏然的，骨头软软的，多么舒坦，多么惬意。
作为中央储备银行的上海分行的经理，相比于西北此时的李历清还是更喜欢上海，这个流露着浓重的半殖民地气息的城市，当然喜欢这里不是因为他的这种半殖民地气息，毕竟任何一个爱国者都不会喜欢上外国建立在本国的租界。喜欢这里主要是因为上海的文化和冒险氛围，比如它有全中国甚至整个亚洲最自由的新闻出版业、最自由的创作和创业环境、丰富多彩的电影和文化娱乐业，还有各国涌来的冒险家、间谍、文人、难民……
总之李历清认为上海更像纽约，既有高雅古朴的去处，又有藏污纳垢的角落，整个城市有阴有阳，亦中亦西，充满冒险的色彩。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上海位于中国的南方，他的一举一动影响着整个南中国的经济。
这里的商业银行数量远超过对银行资本有严格限制的北方各省，尽管中国已经完全统一，但是地方上仍然保留着相当大的自治权，尤其是在南方各省，各省地方立法对于金融的监管并不像北方那般严密。而作为银行监管机构的中央储备银行，在可以发挥出更为重要的作用。
作为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的经理，李历清的办公室宽敞而又明亮，在上海商业大厦二十八层的高楼上面俯瞰四方，拥挤不堪的市区却仍别有一番景色。而附近的那几座精心规划的公园和林荫大道道一起构成了一幅有山有水的画卷，的确让这个喧嚣的城市中保留了几块绿洲。
平常，在工作歇息之余，李历清喜欢站在窗前，眺望远方，思考人生，忘却烦恼。作为中央储备银行分行的经理，李历清今年不过三十岁，从他大学毕业算起在金融业从业的经历也仅仅是四年多而已。这个年龄就出任中央储备银行分行经理的要职，坦率的讲，的确令人艳羡。这里面当然有运气的成分，但运气更加垂青那些具备实力的人。李历清正是实力和运气两者的完美结合，通过报纸大多金融从业者都知道这个年青人曾在数年制定过“银行联币政策”，即便是华元的拟定、银行金融业的监管等诸多影响到中国金融业的大事件，都有其参于的影子，正因为如此其才会被委于重任，出任央储四分行之一最为重要的上海分行经理。
面对巨大的压力和责任，尽管很年青但李历清仍然能够经常保持一份不错的心情，冷静的重事着自己的工作。作为央储上海行的经理，不能有一个很好的心理状态来承担周围的压力，他的决定自然会受到影响，在这里李历清的一言一语都会影响到上海的金融市场。
古人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说法，这种超然的境界，是李历清必须要做到的，但是今天，自从用密码本译出这份来自总行的绝密电报后，即便是号称是已做到不以己悲的境界的李历清，也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
“如果消息传开的话！”
站在窗边的李历清想起密电中提到的事情，眉间再不见过去的那种春风得意，只带着浓重的愁意，这个消息一但传来，对于国内金融业、实业界的影响恐怕将是空前的。
“德国已通过秘密第三国向协约国表示愿意展开停战谈判！从即日起从严控制国内金融业金融投机行为，以减轻国内金融业损失！另尽将危机转嫁至外资银行！”
尽管这份电报的内容是绝密，但中央储备银行却可以得与高层同时得到这类情报，这种情报并不仅仅只是军政情报，他同样是金融情报，尤其是对于目前国内经济繁荣一定程度上依赖着参战国定单的实业界而言，和谈对于实业界和金隔业的冲击将远超过任何人的想象。
“该死的！为什么要和谈！德国人也太没骨气了！”
想到德国人竟然在坚持了七年后，表示愿意通过谈判解决战争问题，谈判意识着这场打的你死我活的战争，或许有可能在明年春天结束。但对于金融业，根本不需要等到那个时候，一个协约国与同盟国展开谈判的消息一经传来，几乎立即就会引起国内股市的狂跌，参战国定单对于实业界的重要性，即便是傻子也明白！
这时突然然响起的电话铃让李历清的思绪，从对未来的担忧中回归到现实面前。即便是最漫长的战争也有结束的日子，想到未来停战后国内可能会发生的经济危机，李历清长叹了一口气，然后拿起了桌上的电话。
“喂，您好，我是李历清。”
“李经理，我是哈同。”电话中传出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是上海地产大亨哈同。
“哈老板！您好！”
李历清脑海里浮现出这位犹太人地产大亨的形象出来，这位哈同是此时上海的第一巨富，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两侧几乎都其房产。
“今天下行爱俪园有一个下午茶聚会，不知道李经理是否有时间，界时赏脸光临寒舍！”电话另一头的声音显然带着讨好的味道，实业界的发展带动着金融证券市场的发达，即便是最冷静的犹太人也会将大量的资产投入到股票证券市场，这个哈同就是其中之一，几年来，其在股市投资超过一亿元，回报同样颇丰。讨好负责发现利好消息的央储仅有四分行中的上海分行经理自然在所难免！
“哈老板有邀，历清实是不胜荣幸！一定到！一定！”
接到电话的李历清虚假的和电话另一头的这位哈大享客套着，对于哈同，无论他如何讨好，李历清总是很难产生好感。
平常对于这些富商、大享的邀请通常情况下，李历清都选择回避，当然这种回避同样是视情况对待，有时候接受他们的邀请，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
“是债！总是要还的！”
挂下电话后，李历清轻念了一句，眼间带着些许兴奋之色，随后将总行发来的密电和密电译本的第96页在托盘内烧掉，这是总行为防止的机密外汇的而制定制度。
站在办公室内，可直视对面租界外滩十里洋场上车流、人流，对面的十里洋场或许代表着上海的繁荣的缩影，但同样的在很多人看来，十里洋场却代表着一个国家的耻辱。
“沙逊、哈同！”
站在的窗后的李历清在嘴间念叨着这两个名词，李历清并不是军人同样不是政客，更不是特工，但是作为一个的金融从业者，李历清知道他们在上海的份量，但作为一名政府机构的官员，同样知道他们的风光背后的肮脏。
1843年11月，根据《南京条约》的规定，上海成为向外商开放的通商口岸。12月，上海道台与英国领事划定了外滩英国租界的南北界限。随后近八十年中大量的中东塞法迪犹太人移居上海租界，他们移民上海的动机就是要利用上海独特的经济环境，区位优势和发展潜力，发财致富。塞法迪犹太人大多以“两土”（“烟土”鸦片贸易和“地土”房地产经营）起家，后逐渐扩展到外贸、公共事业、金融业、制造业等领域，形成了沙逊家族、哈同洋行、安诺德兄弟、嘉道里家族等几大著名的犹商集团。他们资本雄厚，络广泛，在一定程度上对上海的经济命脉和发展拥有一定的影响。
鸦片贸易是一种利市百倍的生意，具有敏锐商业投机眼光的犹太商人自然不会不注意到这一点。早在广州一口通商时期，总部设在印度孟买的英籍犹商沙逊家族也参与其中，谋取暴利。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尽管《南京条约》并未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但由于租界和外国势力的掩护，通商口岸，特别是上海的鸦片走私公然盛行。沙逊家族于是在上海设立分行，作为从事在华鸦片走私的中心。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鸦片作为“洋药”，在英国炮舰政策的护卫下，获得了合法贸易地位。此禁一开，沙逊家族火速跟进，不久就控制了印度鸦片70%的产量，一跃而为上海最大的鸦片商。
1885年，沙逊洋行和哈同洋行一起在上海设立“洋药公所”。据禁毒署统计，在“洋药公所”成立的20年内，成交鸦片达40万箱，平均每年2万箱。到20年前，有账可查的属于新沙逊洋行的鸦片批发代销商号，就有安和等50多家。1901年哈同洋行成立后，更是积极经营鸦片贸易。
根据中央禁毒公署估计，从1840年到共和三年，沙逊家族仅在上海卖鸦片的利润即已达一亿四千多万海关两，平均每年的利润接近200万两。而方才和邀请自己的哈同尽管从事鸦片贸易时间短，但其规模甚至远超过沙逊家族。
在共和八年八月中央禁毒公署成立后，接管全国禁毒前，鸦片贸易一直是上海犹太商人的主要经营项目，几乎上海的每个塞法迪犹商，如亚伯拉罕家族、埃兹拉家族等都参与了鸦片贸易，而上海正是他们在华从事鸦片贸易的中心。
而让李历清和大多数国人觉得可恨的是，这些毒害中国几十年的犹商，利用治外法权躲过共和八年后的全国禁毒，尽管租界当局迫于压力同意查没租界内留存鸦片、毒品并将其移交禁毒公署，然而这时这些犹商却早已捞足，为他们三年来在房地产以及金融行业的大规模地投资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