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心中那些负面情绪，在自己妻子打来这个电话后，忽然间就消失的一干二净。
路上，顾章的车速并不快，因为他的脑海里正在卷起风暴。
他的思绪飘回到了王阳明所创立的心学之上，想起了《传习录》中所阐述的诸多深刻观点。
《传习录》作为王阳明心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其中蕴含的智慧，不断地吸引着顾章去深入探究。
顾章首先想到了“心即理”这一核心观念。
王阳明认为理不在心外，心是理，理是心，一切道理皆从心中生发而来。
正如《传习录》中所记载的，王阳明曾言：“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
他强调与人心相隔的“天理”，不过是僵死的教条，若一味地向外求理，便难以形成独立的人格。
顾章不禁联想到自己在生活中的种种经历，很多时候，人们总是习惯于在外界寻找答案和准则，却忽略了内心深处本就蕴含着的真理。
就如同孝顺父母一事，若心中无孝亲之念，即便知晓再多的孝亲之理，也难以付诸行动。
而一旦内心有了这份孝心，自然就会知道该如何去行孝，无需刻意去寻找外在的理由。
进而，顾章又思索起“知行合一”的重要论断。
王阳明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知道而不行，只是未知。”
这让顾章认识到，知与行并非是两件分离的事情，而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整体。
真正的知识必然伴随着行动，而行动中也必然蕴含着认知。
他反思自己以往，是否也曾陷入过那种只知不行的误区，空有许多想法和计划，却因缺乏行动而未能实现。
又或是在行动时，并未真正理解其背后的道理，导致行动缺乏方向和深度。
随后，“致良知”的思想也浮现在顾章的脑海中。
王阳明认为良知即是天理，是人所本有的道德准则，而致良知则是要去除私欲，存养天理。
《传习录》中提到：“圣人无所不知，只是知个天理；无所不能，只是能个天理。圣人本体明白，故事事知个天理所在，便去尽个天理。”
顾章意识到，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会被各种私欲所蒙蔽，从而忽视了内心良知的声音。
只有时刻省察自己的内心，去除那些不合理的欲望和杂念，才能让良知得以彰显，从而在面对各种选择和决策时，做出符合道德和正义的判断。
顾章又想起王阳明弟子的一些思考。
邹守益这一脉，对“心即理”的践行颇为执着。
他觉得，天理并非遥不可及的外在之物，就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可这颗心常被尘世的纷扰蒙蔽，所以得不断修养身心，通过“戒惧慎独”这种功夫，在独处时也能时刻警醒，排除杂念，让内心的天理自然呈现。
如此，才能真切地体悟到天理，达到心与理的契合。
徐爱当初对“知行合一”满心困惑。
常人都觉得，知是知，行是行，先知道了才能去做。
可阳明先生以“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打比方，说见到美色心生喜爱，闻到恶臭自然厌恶，这“知”与“行”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哪有先后之分？
徐爱经此点拨，恍然大悟，明白了知与行本就是一体两面，知必然引发行，行又反过来深化知。
聂豹对“致良知”与“知行合一”的关系钻研颇深。
他琢磨着，“致良知”是恢复内心本有的良知，可这和“知行合一”到底怎么联系起来呢？
他认为，“致良知”是根本，有了良知的指引，行动才有方向；而“知行合一”则是落实“致良知”的具体方式，通过在行动中不断磨炼，良知才能愈发澄明。
这种思考，让心学在实践层面的逻辑更清晰了，也丰富了心学内涵。
然而，心学在传承和发展的过程中，也并非一帆风顺，亦有一些人对王阳明及其弟子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和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若心之本体无善无恶，那么由心所发之意及良知判断等便会产生逻辑矛盾。
但顾章经过一番思索后认为，这种质疑虽有一定道理，但却忽略了心学强调的修养功夫。
心学并非否定良知判断的重要性，而是主张通过不断地修炼内心，去除私欲的干扰，使良知能够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从而做出准确的善恶判断。
如此一番深入的思索，顾章豁然开朗。
心学所蕴含的智慧，并非是抽象的理论，而是能够实实在在地指导人们生活实践的哲学。
他意识到，自己此前或许正是因为未能真正理解和践行心学的这些核心观念，才会陷入到各种困境和烦恼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