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队长神色凝重地听她说完，问道：“你说那个钟红还活着，有没有证据呢？这种事情可开不得玩笑。”
刘英说：“证据很好找，钟红的姐姐说她嫁到山林省清潭市了，你们只要派人去那儿调查一下就一清二楚了。”
张队长面露难色道：“这恐怕不好办。刑侦队人手本来就少，最近案子又特别多，很难抽出人手。而且仅凭你的一句话，我们也无法判断是真是假。你既然说被害人钟红还没有死，就应该主动提供她还活着的证据。而不是随便说出一条真假难辨的线索，让我们来帮你核实，没有这样的操作方法。”
“这可不是我随便说的，是钟红的姐姐亲口告诉我同乡的。你要不信，我把他叫来你亲自问一下。”
张队长摇了摇头表示不用，说道：“我倒不是怀疑这个，只是你的要求和我们的规定有冲突，就算我同意，局里多半也不会批准的，最好还是你自己提供证据。”
刘英难以理解地说：“我的要求又不高，这有什么不能批准的？”
“不是高不高的问题，而是没有这个道理，如果每一个刑犯的家属都说自己的家人被冤枉了，证据就在千里之外，我们是不是都要千里迢迢地跑去核实呢？我们不是孙悟空，不会翻筋斗云，千里之遥可以眨眼就到，请站在我们的角度思考一下。”
“你们只需要派一两个人去就可以了，最多三天时间就可以把这件事调查清楚，耽误不了多少时间和精力的。”刘英祈求着说。
张队长被她缠得急了，绷着脸问道：“你能保证我们去了就一定能找到钟红吗？”
刘英没有回答。虽然她坚信丈夫是被冤枉的，但这一去能否找到“被害人”，她心里也没底，毕竟这一切都是听彭明说的，而他也没有亲眼见过钟红。
“就算没有找到她，你们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吧。”她说。
“看吧，连你自己都不能确定，还让我们去。如果隔得近，我们肯定帮这个忙，但距离确实太远了，实在爱莫能助，请你理解。”
“也请你理解我一下好不好？我丈夫人都死了，全家的重担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我现在带着两个孩子，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儿，活得像条狗一样累。我都没说什么，你还那么多借口，我就这点要求你都不能答应，你还有没有点良心，算我求你了行不行？”刘英激动得眼泪都要出来了。
“大姐，请别这样，你这样会让我们很为难，”张队长说，“有个问题我很好奇，如果钟红真的还活着，你打算怎么样呢？”
“我想让你们宣布我丈夫无罪，给他恢复名誉。”刘英毫不犹豫地说，这个问题她早就想好了。
张队长一脸为难地说：“这恐怕不行啊，这个案子是法院判的，就算要改判，也应该由他们来做，我们公安局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刘英悲愤地问：“那你们是不是什么都不能做了？”
张队长低着头，没说话。
“你们是人民警察，人民身上发生了冤案，难道应该袖手不管吗？而且这个案子还是你们办错的，纠正错误不更是理所应当的吗？”
“大姐，你现在说这话未免太早了点吧，在有说服力的证据出来之前，谁都不能随便说这个案子是冤案，那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还有一点你要搞清楚，就算这个案子真办错了，那也是之前的人办错的，不是我张峰办错的，有什么不满你可以去找他，请不要找我。我刚接手刑侦队半年多，很多情况都不清楚，工作上也有很多难处，还请你多理解。”
“那你告诉我，王兵去哪儿了？”刘英瞪着他问。
“抱歉，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我来的时候他就走了，都没有来得及办交接。就算你找到他，估计也没有什么用，他只是个办案的人，最终裁决还是由法院负责。这件事情我建议你最好还是去找法院，因为案子是他们判的，是对是错他们会给你一个说法。”
刘英见他说来说去就是不愿意管这事，知道再争下去也无益，只好愤然而去。
两天后，她坐车来到洪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反映丈夫的冤情。和公安局的张队长一样，法院的人也告诉她这件事情口说无凭，需要切实的证据。对于她提供的线索，法院无法判断真假，需要她自己去核实。因为人手有限，法院对此也提供不了什么帮助，希望她能够理解。
想到要只身前往一千多公里外寻找一个自己并不认识的“被害人”，刘英心里就惶恐不已，活这么大，她还从来没去过如此遥远的地方，这一去不知要耗费多少时间和精力。且不说此去能否找到钟红，就算真找到了她，也不过只是万里长征走出的第一步。根据上次的经验，她知道要想平反丈夫的冤案，必须得请律师打官司。看现在的情况，有没有律师愿意接这个案子还要打个大大的问号，就算有人愿意接，律师费她也很难承担。丈夫死后，家里收入锐减，一家人都靠她卖菜打零工勉强维持生计，要供两个孩子上学已经很吃力了，哪里有钱请律师？就算真的请了律师也不能保证这官司就一定能打赢，这可是在和公家打官司。一旦提起诉讼，这个案子绝对不是一天两天就能了断的，它多半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法院会传唤自己了解案情，律师会不断跟自己沟通诉讼相关问题，开庭时要亲自出庭。自己带着两个孩子，家里家外事情一大堆，实在没有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去折腾。丈夫死都死了，就算给他平了反，又能怎样呢？他也不能死而复生。前思后想，刘英最终还是决定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