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袁杨论战（为盟主世界的尽头加更）
早先，袁树觉得礼制之类的东西真的很无聊，又繁琐又浪费钱财，除了彰显阶级差异，并没什么实际用处。
但是随着他对汉末社会的逐渐了解，便意识到礼对于这个古典国家的重要性。
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小门小户平民百姓，整个社会都离不开“礼”。
大到皇帝即位、皇后册封，小到平民之家婚姻嫁娶办丧事，礼是一点都回避不了。
其影响力甚至延续到现代。
现代人结婚、办丧事需要一定的环节，公司开业、个人搬新家、买新车也都要搞一些小环节，这些都属于“礼”的范畴。
当这些东西深入人们的生活之后，便会产生方方面面的影响力，包括对政治、经济方面，也会有莫大的影响力，稍微有些变动，都会引起社会震动。
所以，后来的王朝都会有一个“礼部”，且地位往往都特别崇高。
比如明代资深大臣进入内阁之前，都要先进礼部做礼部尚书熟悉朝廷礼制，然后才能进入内阁成为“阁老”。
在汉朝，因为秦火导致的礼制记载不全，以及今古文双方的明争暗斗，使得一些礼制方面的问题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能够在礼制方面拥有一定的理解和声望，对于个人地位的提升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所以杨彪就非常直接的选择了讨论礼制问题。
在这个议题之中，所谓三年之丧，指的是服丧期。
一般来说，正常人家、官宦人家有了丧事，子辈会有三年丧期，三年之内要穿破旧的衣服，住在父母坟墓旁边，吃素，不准有娱乐活动，以此表达哀思。
而放到国家层面，老皇帝去世、新皇帝即位之后，要不要也搞三年丧期，这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最开始据说是有的，但是后面考虑到太过于耽误国事，所以又有了各种放缓的规定，比如让新皇帝服丧七天意思意思，接着就恢复原样。
但是所谓三年国丧毕竟是一个明明白白的礼制，自己关起门来怎么搞是自己的事情，放到公开场合甚至是外交场合，要不要遵守、三年之内搞不搞事情，在春秋战国和汉代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这和个问题是一个问题，而当这个问题撞上了卿出聘之礼后，又形成了一个新的问题。
春秋战国时期，新君即位，往往需要遣使外出各邦交国搞外交活动，告诉这些邦交国自己这边换了老大，新老大是谁谁谁，我们互相之间熟悉熟悉，继续过往的友好，不要生分之类的。
这对于一国新君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但是在这个时代，就和孝道礼制扯上了关系。
你老爹死了，你大张旗鼓派人出去告诉别人你老爹死了，你当了新老大，让人家和你亲善，这是不是有违孝道是不是不太尊重死人要不要三年之后再说这种事情
这就形成了一个关乎孝道和国家颜面的重要礼制议题。
在这个议题上，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争论不休，各执己见，今文学派认为三年之丧不可以使卿出聘，而古文学派则认为可以。
放到眼下，杨彪就秉持今文学派的看法。
他引用公羊春秋的意见，反对左氏春秋的看法，表示道：“三年之丧，不得使卿出聘，若出，有违孝道人伦。”
杨彪出招了，袁树当然要接招。
“按照周礼，诸侯邦交，岁相问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左氏合乎古礼，何难之”
袁树的意思就是，按照现今流传下来的周礼规定，诸侯之间的交往，每年一次的称为问，每隔几年一次的称为聘，新君聘问他国或者他国来聘问称朝。
这里头没有说过三年之丧不允许诸侯之间互相邦交问候的规矩啊。
杨彪还是摇头。
“古之贤王以忠孝治天下，三年丧期未出而行事，有违人伦，当为不孝。”
袁树并不退避。
“左氏云，继位者，既葬除丧，丧期当以下葬之日为限，下葬之后，便可除丧，行政事，如若不然，三年不行政事，岂非天下大乱”
杨彪继续辩驳。
“文公八年八月，襄王崩，九年春，天子遣毛伯来求金，但是春秋经记载中并未承认这是王命，说明春秋不认可三年之丧可使卿出聘，左氏所言，谬矣！”
袁树笑了笑。
“春秋之所以不承认这是王命，是因为襄王未正式下葬，只要没有正式下葬，就算过了一年，也不能认为出了丧期，宣公十三年夏四月，齐惠公卒，冬，新君便遣使访问鲁国，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杨彪立刻开动大脑全力思索，找寻针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但左思右想拼命检索，也没有找到应对之策。
袁树看杨彪涨红了脸使劲儿思考而不得的样子，也不惯着他，继续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