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聿键掌权以来，长沙朝廷就开始了新政，其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新政措施就是商税改革。
明朝的商税主要包括市税和关税两种。市税是对在城市中进行商业活动的商人征收的税款，而关税则是对通过关卡的货物征收的税款。明朝初期，商税的税率较低，一般在3%至5%之间。随着明朝经济的发展和商业活动的增加，商税的税率也逐渐提高，到了明朝中后期，商税的税率已经达到了10%至20%之间。
但事实上，这个商税相对于明朝的实际商业发展程度，仍然是比较低的，崇祯八年征收的商税总数不到400万两银子，商业发展程度这么高的一个王朝，一年征收的商税银两居然不到400万两，而且还一年比一年少，显然是有问题的，而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商税征收存在严重的不公平、不对等、不充分现象。
明朝的王公贵族和士大夫阶级，仗着自身特权，偷税漏税者严重，而他们偏偏又掌握着大多数财富，官府却不对他们的商业行为加以征收税银，甚至多有沆瀣一气者。那既然不征上层人的税，那就只能从底层商户身上剥皮吃肉了，所以许多地方官府不仅从这些人身上征收超出正常的商税，还要巧立名目，想尽办法从他们身上获取众多利益，这种行为极其严重的阻碍了商业的发展，而且大大降低了国家正常的赋税，这就导致了崇祯朝只能将加大土地税的征收，而加征土地税又使得底层民不聊生，狼烟四起，成为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死结。
随着两京陷落，明朝大片土地沦陷之后，商税制度更是完全被破坏殆尽，朝廷的商业税收根本无法征收到位，地方私设关卡者众多，所以孙稷侠才会向朱聿键提出商税改革。
新商税包括很多方面，除了制定统一的商税征收比例和明确各征收名目外，其中还提到了两个废除。第一个是废除了明朝境内所有府县之间私设之关卡，只在重要边城、转运点征收关税；第二个则是废除了王公贵族和士大夫阶层的商业特权，所有从事商业行为的商户，都要按照新商税的规定进行征税。
这两个废除其实都是非常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政策，是一个大大的善政。但并非所有善政都会得到所有人的拥护，至少利益受损阶层者就不会同意，而恰恰长沙朝廷之内，许多士大夫就是最大的利益受损者。
古语有云，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所以新商税推行至今，效果一直不好，其中最大的阻力就是来自当朝首辅。
长京城，太师府内，热闹非凡。
当朝文官第一人，首辅何腾蛟正高坐花厅的太师椅上，闭目养神。
而顺利搭上何腾蛟这艘大船，成功返回大明朝廷中枢的新任工部左侍郎马士英，则坐在右手第一位。从他一下，还坐了十几位南方的大商，其中不乏有资财上万者。
自从新商税实行以来，这些南方有名的大商，向官府交了许多税银，白花花的银子出去，宛如割了他们的肉，他们今天来何府就是为了商议如何对抗新商税政策。
“太师，小人们行商不易，好不容易赚的这点钱，都上交课税了，这可如何是好啊？还望太师救我们于水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