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写信给朝廷里当部堂，当阁臣的“恩师”，曾提拨自己的高官等人，问问他们的意见。
如果他们说此事必须要办，那便照做。
如果他们说可办可不办，那就要再好好权衡一二了。
如果对方暗示他不能办，那朝廷的公文，多半丯成了废纸一张，扔在那里不管。
官员会想方设法推诿拖延，或置之不理，当其不存在。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他总会有办法拖延，压下！
还有时候，也可能不等他请示，他的“恩师”便先寄信来了，告诉他该办或者不该办。
他当然会按“恩师”的指示行事。
这便是权力运行的暗线！
绝大多数官员，在上面都是“有人”的。
不抱一条大腿，也不能得到提拨。
事情该不该办，该怎么办，该办到哪一步，一方面是看朝廷的公文，但主要还是得听自己人的指示。
双线权力运作，贯穿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
一明一暗两条线，才构成完整的权力系统。
毕竟，朝堂里面永远有权力之争，有派系之分。
不管多英明的帝王，谁也不可能让其消失。
这也是为什么老百姓看到很多朝廷公布的政令，可地方官员却偏偏不以为然，根本不去执行，但上面又从来不对这些官员问责追责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在老百姓看不到的地方，该官员得到了上面的“指示”！
为了规避可能出现的政治风险，暗线上的官员指示，很多时候会模糊不清。
这就需要下面的官员，有很高的智慧，能深刻领会上面的意思了。
不过，这一点倒也不用担心。
因为办事能力再差的官员，在这方面的能力都是非常强的。
要不然，也根本不可能得到提拨重用。
官员们的“技能点”都加在这上面呢。
在外人看来模糊不清，似是而非的“指示”，在官员们心里，可都跟明镜儿似的，一看就懂，一点便透。
朱允熥很清楚这一点，才会在朝堂连续开七天的朝会，还接着亲自去各部门继续开会。
将自己的意图摆得明明白白的。
如此一来，朝廷里面的官员，才会分别寄信给自己的下面人，告诉他们，太孙殿下这回是动真格的，你就不要再推诿敷衍，更不要去触风头，犯逆鳞，那是给自己找麻烦，真出了事，我也保不了你。
那些人收到信，才会真正将朝廷下发的公文重视起来。
也只有这样，才能将大明庞大的官僚系统，真正全面动员起来。
老朱的惩治贪腐，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可为何最终的成效，却差强人意呢？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
但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老朱更喜欢事后的杀戮，而不是事情的动员。
在老朱看来，事前已经发布的命令，你再违反，那便杀无赦。
可在被杀的官员看来，却觉得自己好冤，我也不知道你玩真的，我也不知道你这么重视啊！
我后悔啊，但已经晚了。
说白了，老朱是在用治军的方法治国，觉得什么事都要令行禁止。
但朱允熥更清楚，即便是治军，对于重要的军令，也要反复重申。
这便是所谓的“三令五申”。
为什么不是下一次命令就不说了，而要三令五申呢？
因为人性的堕性。
不时时刻刻抓，不反复重申，使人不敢有丝毫的松解，仅靠事后的惩罚，意义是不大的。
在老朱眼里，朝廷官员是不能有暗线权力的。
所以他办事也遵循这一原则。
大明朝堂上两股最强大的政治势力，淮西勋贵和浙党集团，都是老朱严厉打击的对象。
但朱允熥却明白，没有暗线权力是不可能的。
官场的用人规则决定了，上面的官员，对下面官员的仕途升迁有极大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迫使其产生一定程度上的依附，并按能影响自己升迁的官员的命令行事。
权力永远如此，无法消除，只能加以利用。
税务司之前征税为什么难？
朝堂上的反对声越大，地方官收到上面的人寄来的信，便越对税务司官员不以为然，不加以配合，征税自然也越难。
如今，在朱允熥的全力推动下，大明王朝的官僚机构迅速运转，收到自己人寄来的信，地方官员再不敢对朝廷布置的清剿江湖帮派，盗贼匪寇的命令不加重视。
明暗两条线的权力齐心运作，官僚系统由此迸发出惊人的能量。
……
与此同时。
邮司的举报监督系统也开始发挥作用。
与之前举报黄子澄案不一样，对于举报贪腐官员，黑恶势力，江湖门派，百姓们多少还是有点顾忌的。
不清楚举报的后果如何，是否会招致报复。
因而举报信也要少得多。
但这样反而使用刑部、法部、都察院都有足够的人手和精力，对举报内容进行深入的查处。
而不是被海量的信件所淹没。
都察院，刑部，法部皆设置专门的举报处理中心。
都察院受理对官员违法的举报。
刑部专司江湖帮派，盗贼匪寇等。
法部自然是接受案件审理相关的举报。
在这些部门，皆设置类似于朝廷通政司这样的办公形式。
收到举报信后，当场拆开，并进行记录，再交予下面的去处理。
举报信分为两类，一类是实名举报，另一类是匿名举报。
凡实名举报，必须要件件核实，不能有任何遗漏。
匿名举报，则视情况而定。
一是举报的情节和内容，是夸夸其谈，还是深入细致。
反映的问题，是不是特别重大。
二则看是否有很多封笔迹不同的匿名信，反映同一件事。
根据这些，做出轻重缓急的区分，再派人去调查处理。
以举报监督系统为核心，一场新的反腐风暴在大明席卷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