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商税改由税务司征收，地方官府本来就有追查田租税赋的权力。
对于不交税赋田租的，通常会进行锁拿，戴枷示众，严重的甚至会坐酱缸。
所谓的坐酱缸，即将人绑起来，塞进酿造酱油的缸里面。
在缸中放入大粪，再将人头按进满是大粪的酱缸里面，活活淹死。
这是非常严厉的处罚。
一般的处罚，主要还是戴枷示众。
几十斤重枷，戴几天几夜，其间不能吃饭不能喝水，活活戴枷而死的人，亦不在少数。
说起来，整个封建时代都讲究慎刑少刑。
一般犯了死刑的罪犯，都要等秋后处斩。
名义上还要由皇帝亲自审核批准才行。
虽然实际上皇帝可能根本不会看案卷，随手就批了，但程序上却是卡得很死，以此体现朝廷对死刑的慎重。
体现儒家的“仁义”治国！
但另一方面，由于医疗条件和生活环境，生活水平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生命是非常脆弱的。
犯人往往在牢中关几天，就因各种原因而死。
又或者只是用了一点刑，伤口感染，很快就死了。
类似于戴枷这样的刑，只要戴一天以上，死亡率还挺高的。
若是赶上大太阳，高温天气，犯人不能喝水，可能戴几个小时，便中暑而亡。
特别冷的冬天也一样。
反过来，若是天气状况好，不冷也不热，那戴一天再放掉，人可能一点事都没有。
看起来相同的刑罚，实际效果却大不一样。
当然，坐酱缸这是死刑，而且还是死刑中的重刑。
但它广泛用于惩罚不交田租赋税的百姓，征收税赋的官员，还不需要经过上堂审判，签字画押，报朝廷批准，便能当场对百姓进行直接处决。
地方官府正是运用这些刑罚威慑百姓。
官府每年用刑罚杀死的百姓，可比正式上报朝廷的秋后处决要多几十倍都不止。
报朝廷秋后处决犯人，更多的是儒家治国的牌坊，以此来标榜仁义。
官员们真正要杀某个百姓，根本不需要走到那一步。
只要人抓进了监狱，就有一万种方法将其弄死。
实际上，就以这个时代监狱的恶劣条件，都不用有心人去陷害，正常关进去几个月还不死，绝对是体质异于常人了。
苏州府特意上报，说明避税逃税的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大规模的。
苏州府的官员担心刑罚太重，处死的人太多，引发民间公愤，造成动荡，才禀报朝廷，想要朝廷授他们“尚方宝剑”。
如此，官员们才可无所顾忌的行事。
朱允熥皱眉道：“你对此事怎么看？”
杨士奇思索片刻，道：“将钱粮存入粮食署和大明银行，以此来避税逃税，委实可恨。但此事既已在苏州蔚然成风，若大肆追查，只恐牵连太广，朝廷给苏州府授权，还需谨慎。”
平时没有朝廷的命令，地方官胆大妄为，肆意欺压百姓的，尚且不在少数。
若真给他们随意行事的许可，恐怕苏州府又要掀起一场大狱了。
不知有多少人会家破人亡，多少人妻离子散！
官员的禀报中，直接要求朝廷先行调兵，以防有变，就足以说明问题。
夏原吉却道：“此事只在苏州地区盛行，说到底，还是苏州的税赋委实太重。”
“国朝初立时，苏杭乃是天下最繁华的地区，中原大地，则大多皆民生凋敝。”
“天下赋税，只能倚仗苏杭地区。”
“故而朝廷给苏州定下了极高的税赋。”
“当时确有其合理之处。”
“私以为时至今日，已成弊政。”
“而今国库充盈，可减去苏州税赋，使其经济重新繁荣。”
“否则，只恐苏杭之地，便始终难振了。”
“太孙殿下不妨革新旧制，给苏州降税减税，苏州百姓必感激不尽。”
“苏州亦可重现往日之风采。”
杨士奇摇头，道：“苏州确实应该减税降税，重新厘定税赋。”
“但却不是眼下这个当口。”
“如今苏州避税逃税之风，越刮越盛，若是朝廷在此时给苏州减税降税，则无异于向他们让步。”
“他们会以为，是自己的斗争，迫使朝廷退让，这将带来极不好的先例。”
“其他地方，也可能效仿苏州。”
“那时朝廷又该如何处置？”
“此风绝不可长！”
朱允熥笑道：“那依你的意思，既不能严厉追查，也不能退让，又该如何处理呢？”
杨士奇拱手道：“苏州府的欠税，以及避税逃税，并非今年才有，仍如往年一般处理即可。”
“官面上可由户部寄出公文，催促苏州府严厉追税查税。”
“这是显示朝廷绝不向避税逃税等行为让步。”
“我再以私人名义给苏州府知府写一封信，告诉他只要收取到与去年相当的田租税赋即可，适可而止，不必太大动干戈。”
“如此，今年便可平稳渡过。”
朱允熥端起书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茶，笑道：“你这是裱糊匠的做法，得过且过了。”
话虽这般说，语气却是十分和缓，并无生气之意。
朱允熥心里很清楚，治理国家，很多时候，还真就是裱糊，和百姓过日子一样，缝缝补补，得过且过。
很多事情，就不能太认真，太死板。
若不是他秉政以后，疯狂给大明点科技树，开银行，办报纸，改商税，使得朝廷的收入大增。
否则，朝廷每年的预算开支，都还是一个大问题。
过日子嘛，手头紧，没钱需要东挪西借才是大多数家庭的常态。
对国家而言，也是一样。
政府的财力，看起来很雄厚，真用起来，就不可能有什么剩余。
可即使这样，收不上来的赋税钱粮，也不能太过强求。
老朱是非常认死理的人，但苏州府的税赋拖欠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了。
老朱虽然年年下旨要苏州府严厉追查欠税，加大征税力度，打击避税逃税，可苏州府的田租赋税，却还是一直欠着。
老朱清楚其中的原因，知道严厉也要适可而止。
差不多能过关，也就睁只眼闭只眼。
这才有了苏州府历年积欠赋税之事。
时至今日，这已经成了朝廷的老大难。
户部每年都对此头痛不已。
只不过，今年的情况，有点特殊。
一方面是因为朝廷开放经商后，苏州府靠此赚了不少钱的，大有人在。
再加上又是丰收的年景。
地方官吏本以为今年完成朝廷的税赋任务不难。
不料，却由于大明银行和粮食署的设立，让苏州府的人，找到了藏粮藏钱的办法，避税逃税之风，反而远超往年。
故而才有了苏州府官员上书朝廷之事，他们是非要严惩不可了！
杨士奇道：“根本之法，还是再量天下田地，重新厘定田租税赋。”
“从今年开始量，有七八个月时间，便可全部量好。到明年秋收，田租税赋即能重定，苏州的赋税问题，亦可迎刃而解。”
“至于历年的积欠，我的建议是在新的税赋实行后，直接免掉，不再追查，以此显示朝廷的恩德。”
夏原吉道：“重新量天下田地确有必要。但一地重新量过之后，若所得的结果是减免税赋则还好，若是要加税，只怕激起的事端，也会不少。”
田租赋税征收不均，就意味着有人交了重税，也有人长期只交很少的税。
少交税的既得利益群体肯定是不愿意大家都交一样的。
这就好比后世的高考，受益的地区，肯定不愿意按统一分数线或者相同的比率录取。
谁会愿意将到手的利益吐出来呢？
朱允熥沉吟道：“赋税田租怎么定，可以先不提，先丈量天下田地再说。”
“另外，这次量田地，不要向外透露朝廷要重定赋税田租的消息，只是做摸底。”
“不仅仅要统计田地，还要连同荒地，山地，林地，城镇，道路用地，建筑占地，乃至江河湖泊，都要统计。”
“此外，再让官员上报哪些荒地是可以开垦的，哪些是不能的，趁着丈量土地的功夫，都做好规划。”
“这件事你们两个一起负责。”
一锤定音。
杨士奇和夏原吉当即领命。
朱允熥又道：“没有其他事的话，你们就先下去吧。”
杨士奇和夏原吉对望了一眼，眼神似乎有些古怪。
最终，杨士奇站起身来，弯腰一拜，拱手道：“今年春天，方孝孺在白鹿书院讲圣人之道，时至今日，已有追随者无数。”
“但方孝孺所讲，多有离经叛道之语，故而朝野反对批评之声四起。”
“近日，先后有御史言官上奏朝廷，言方孝孺擅改圣人之学，布邪经，讲歪道，其罪当诛，请求朝廷对其严加惩处。”
“此份奏议，朝中官员，附议者不在少数。皆言方孝孺胡说八道，妖言惑众，持其才而邀名，挟其名而乱世，此子非杀不可。”
朱允熥的瞳孔微微一眯。
有关方孝孺讲学的事情，他此前已经在探听司上呈的密报中见到。
这是他亲手布的棋。
而今，终于生根发芽了。
“依你之见，该如何处理呢？”朱允熥笑问道。
杨士奇沉默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