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盆花就归了天明叔叔，据说天明叔叔把它照料得很好。
浇完花，天明叔叔就开始了他一天的工作——读书。
他会读整整一天的书，从上班直到下班。
严湘觉得这个班太棒了。
他长大也想上这样的班，专门读书的班。
胡阿姨的工作则是打扫卫生。
胡阿姨是个勤快的人，她把每张桌子都擦得特别干净，办公室里没有卫生死角。
但她一想去广播室看看，大家脸色就都变了。
广播站结束广播要锁门。
这个规定一直都有，但天明叔叔说，以前大家都懒得锁。真正开始认真执行就是从胡阿姨来广播站上班之后。
但胡阿姨炒的瓜子特别好吃。
有时候曼姨和妈妈下午的工作做完了也不马上走，大家凑到一起嗑瓜子。
一般都是下午才开始嗑，因为站长伯伯说了，上午得有上午的样子，瓜子下午再嗑。一大早就开始嗑，太不像样了。
所以下午，大家才围在一起嗑瓜子喝茶。
胡阿姨总是有讲不完的大院里的事。
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
这种时候妈妈也跟大家一样，翘着二郎腿，嗑着瓜子。
下午的阳光穿透玻璃窗漫在她脸上，她眉眼放松，嘴角带笑。
严湘有时候看到，忽然理解了“惬意”这个词。字典里的解释，在妈妈的脸上具象化了。
话务室又是另一番天地。
话务室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你能听到来自很远地方的声音。
阿姨们的日常工作就是偷听。
有时候她们还会急吼吼地过来喊人：“快点来！”
站长大大和天明叔叔是不太好意思过去的，因为他们说：“都是女同志。”
虽然他们很想，但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妈妈和阿姨们则毫无顾虑，她们会拔脚就窜过去。津津有味地偷听本不该被人知道的对话。
那时候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他们打的电话是全能被话务员全程监听的。他们会在电话里说很多事，以为没有别人知道。
只有接触过话务室的人才知道，原来是这样。
每次妈妈和阿姨们都一脸满足地走出话务室，然后把听到的东西再复述给站长伯伯和天明叔叔。
他们也听得津津有味。
妈妈有一次还给大家讲了一个很可怕的故事：
有一个男人打电话的时候，话务员给他接错了线路，结果他听到线路里两个人的对话。
一个“王科长”说已经买好了某日的火车票，马上就要从a地去b地和c地，都去完了就可以回去了。
王科长还说提到了“货款”，提到了“一万”这个数字。
这个人当时没有反应过来，挂断了电话。但随即他突然反应了过来，有这么一个“王科长”身上带着数额巨大的钱要从a地去b地。
这个人被这巨额的钱诱惑了。他就在a地。
他根据从电话里听到的信息去查询，发现那一天就只有一趟去b地的火车。
这个人想办法申请到了出差b地的机会，买了同一天的火车票。
他在车厢上通过观察和搭讪，果然找到了这个“王科长”。
他取得了这个王科长的信任，两个人很快熟识起来，一起在b地下车，住进了同一家招待所。
这个人悄悄杀死了王科长，想从他身上偷走那“一万块”钱。
结果他从王科长的公文包里只找到了一张盖了公章的文件，a地a厂欠王科长单位的货款，直接转移支付王科长单位要付给b地b单位的款项。
他为了这根本不存在的“一万元”成了杀人犯。
跌坐在地上，人傻了。
这个故事严湘觉得好吓人。
胡阿姨和曼姨甚至天明叔叔也是这么觉得。
但是站长伯伯以他见多识广的人生经历提出了很多质疑，认为漏洞百出，逻辑不成立。
最后妈妈头痛嚷嚷：“都说了是故事啊，是小说，不是真的！”
伯伯说：“嘿，这个作者写得不行，这要是我，就得这样这样写……”
他甚至真的开始动笔写了。
但直到那天下班，他也没写出来，一直对着稿纸挠头。
后来好几天，他都在念叨：“这个不好改，不好改……”
妈妈悄悄跟爸爸说真没想到站长还有个文学梦。
爸爸问是什么故事，妈妈又讲了一遍。爸爸听了这个故事后也提出了很多质疑，和站长伯伯差不多。
妈妈：“是故事！小说！不是真的！编出来的东西当然有漏洞！”
爸爸趁机教育我：“你瞧，只要是假的东西，就肯定能被人看出来。所以小孩能说瞎话吗”
广播站里严湘特别骄傲的事，除了拥有自己的办公桌之外，就是他真的有工作要做。
站长伯伯从前需要人跑腿，都是随机指派办公室里的任何一个人的。
但有一天，站长爷爷写完一张纸，拿起来正要叫人的时候，忽然推了推眼镜，看了看严湘。
就是那一天开始，他觉得给严湘小同志也派工作。
“严湘，给你一个任务，把这个送到后勤科。你知道后勤科在哪吗”
严湘第一次接到任务，激动极了，身体站得直直的：“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