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从劝告的张载，从那以后开始，不再谈论兵策，而是把全部经历投入儒学研究当中。
后人或许会认为范仲淹这劝告很迂腐，张载明明有统帅的资质，为何不让他继续学习兵事，还去读那儒家著作去。
殊不知在古代的士大夫看来，任何开疆拓土的功勋，都不如传承文化的功绩。
还是那太上三不朽你看看就知道，最高的是立德，其次是立言，最后才是立功。
其实老祖宗这思想是正确的，再大的事功不过是一时的鼎盛，而文化传承则是子孙千秋万代的事。
一个国家灭亡了还有复兴的机会，但一个民族的文化没了，那就只能成为别人的附庸，子子孙孙不得出头。
这道理在中东最能体现，波斯文化没了，伊朗再也不是那个强大的民族，只能成为阿拉伯国家的一员。
以色列灭亡了，但犹太人的文化还在，就能再次建立一个以色列国，这就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性。
而中国被人一次次按在地上摩擦，还能一次次的站起来，不就是儒家文化一直都在吗。
后人可以质疑传统文化的缺点，但不能全盘否定它，否则印度和波斯就是我们将来的下场。
文府当晚，文彦博叫来张载沉吟道：“子厚还要在京待诏候选，不如在相国寺，为士子们讲讲易学。”
文彦博知道张载，当然是从范仲淹那，张载进京赶考也去拜访过他，双方交谈的只有学问问题。
对于张载对《周易》的研究，文彦博很是欣赏，这才有了殿试一结束，他就迫不及待的叫过来，商量让他讲学之事。
张载自然不会反对，这是既宣扬自己学术，又能帮助到别人的时。
宋代有个很优秀的传统，那就是讲学，而且这讲学跟后世完全不一样，后世要钱还讲的不知所云。
可宋朝的名士讲学不要钱，而且听讲的人觉的跟自己理念不同，还可以争论。
宋儒没有唯我独尊之人，更没有不容反驳的儒者，每一位开宗立派的学者，都是从跟不同意见之人争辩中胜出来。
宋人管这叫辩难，就是被后人诟病的程朱理学也一样，无论程颐程颢还是后来的朱熹，都参加过辩难。
辩难自然不是后世那种耍嘴皮子的胡搅蛮缠，而是在理论上辩驳质疑者，要说的别人心服口服才算胜利。
那种无理取闹的人，不用你去争辩，就会被众人鄙视轰出去，因此可以说宋代是个学术氛围极为优异的时代。
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只有春秋时代的百家争鸣，可以跟大宋一争短长，其余的都是笑话。
当然这笑话指的是对文化的包容性，对言论的自由度，没有文字狱也不需要和谐。
人们只要在大众的道德范畴内不逾矩，爱说什么都行，也就是这种氛围，宋朝的皇帝才会被人喷也泰然处之，从不以言论来怪罪臣民。
“对了文相，太子殿下让我明日去太子府，向他请教导引之术，您看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