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被迫在七年、九年两次辞去相位。
其后，在神宗支持下，新法仍基本推行。
元丰八年神宗死，子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起用司马光为相，新法除置将法外，全部被废。
司马光虽死，但现在整个朝堂之上，依旧都是熙宁变法的反对者。
在这个时间点，熙宁变法完全就是一个禁忌话题，朝堂之上，根本没几个人敢提及。
王行之也想不到，宋煦居然用熙宁变法来做殿试考题，最惊奇的是，高太后居然同意。
“看来我的到来，引起了小范围蝴蝶效应。”
王行之暗自沉思，若是按照历史，宋煦即使是雄才大略，有心改革，也不会在高太后活着的时候提及熙宁变法，但现在宋煦明显在改变，似乎想要提前夺权。
“算了，先答题，反正我是宋煦的人，高太后的日子也不长了。”
王行之驱散脑海中的杂念，开始研墨，开始回忆历史对熙宁变法的看法。
熙宁变法中包含青苗法、将兵法、市易法、三舍法等，本意是强国、富民，健军。
变法中的内容有好有坏，其中三冗危机就不错。
在宋立国后，为了防止地方割据，便收归行政权、财权、军权，并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维护中央集权。
政治上，实行文人治国，军事上，奉行守内虚外。
宋初，为削弱官员的权力，实行一职多官，但设官分职尚有定数。
自宋真宗时起，朝廷关于官员致仕的诏令日渐增多，至宋仁宗时，更是三令五申。
同时，由于大兴科举、采用恩荫制、奉行“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笼络政策，导致官员多贪恋权位，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冗员”）。
为稳定社会秩序，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宋初实行“养兵”之策，形成了庞大的军事体系。
同时，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实行“更戍法”，使得兵将不相习，兵士虽多但不精，对外作战时处于不利地位（“冗兵”）。
军队、官员的激增，导致财政开支的增加，使得本就拮据的政府财政更加入不敷出，再加上统治者大兴土木、修建寺观等，形成了“冗费”。
冗兵、冗官，加上最高统治集团的大肆挥霍，使宋王朝的消费逐年增加。据《宋史·食货志》载，宋真宗天禧五年，全国收入一亿五千万余两，支出一亿二千万余。
宋仁宗皇佑元年，全国收入一万二千万余，“而所出无余”。
到宋英宗治平二年，财政已出现赤字。当年，全国收入一亿一千万余，支出一亿二千万余，非常支出一千一百万余，竟然短缺近一千五百万（单位均为贯、石、匹、两等）。
国家财政年年亏空，不断“发诸宿藏”，以致“百年之积，惟存空簿”。宋朝的财政危机日益加深。
王安石制定想要消除三冗危机，本是好事，只不过太急，触动了大部分将领的利益，而他制定的方田均税法、募役法又触动了文官的利益，再加上青苗法的一系列错漏，导致他成为众矢之的，因此神宗一死，他就迅速被打压。
但在王行之看来，王安石的失败是必然，改革本就是大事，需要一步步来，但王安石却想着军政同时入手，几乎得罪了所有人，想要成功根本不可能。
王安石相比于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差得不是一点半点。
其实高太后垂帘听政后，恢复旧法，也算是好事。
只不过，高太后不应该全部听从司马光的建议，全面恢复旧制。
王安石变法虽失败，但里面也有一些好政策。
司马光是完全的守旧派，全面恢复之下，熙宁变法所取得的一些效果全面被推翻，让人惋惜。
“得慎重些，推崇将兵法，批判青苗法一些措施，两边不得罪，稳妥一些。”
想了一会，王行之提笔纵书，开始写草稿，熙宁变法太过敏感，他可不敢长篇大论，只能选择其中一些来写，其中最稳妥无疑是将兵法。
将兵法是兵制改革，就是把禁军的厢、军、营、都四级编制，改为将、部、队三级编制，这样可以有效缓解将不知兵、兵不识将的弊端。
与后世的军队，有一些雷同。
将兵法是王安石变法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在神宗时期增强了军队。
这也是熙宁变法中，王行之比较认可的变法之一。
王行之根据自己记忆中后世军队与明朝军制的一些设置，结合将兵法，写出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