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朝代，底层的百姓和朝廷之间都很难建立起直接有效的沟通方式。
或者说大部分朝代，无论是朝廷还是皇帝根本不太在乎底层百姓的死活。
哪怕是说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口中的百姓，指的并非底层的百姓，而是寒门以及门阀士族。
底层百姓从来都是当权者眼中的筹码。
而底层百姓和朝廷之间沟通的桥梁，历朝历代又有所不同，唐朝之前，是门阀士族沟通上下。
五代十国之后，乃至北宋建立，文人士大夫，以及士绅阶层就成了沟通上下的阶层。
这一点到元朝发展到了巅峰。
蒙古人对汉人的管理极为宽松，明太祖朱元璋都说过，元以宽亡。
元朝实施的是包税制，将税收承包给汉人的士大夫士绅阶层，蒙古人只要固定的税收，真正盘剥百姓的不是蒙古人，而是汉人的士绅阶层。
这也是为何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大明之后，不断屠戮前朝遗留下来的官员的根本原因。
这些官员之中或许有极个别是好的，但九成九都已经从根上烂透了。
不过即便朱元璋一生屠戮了如此多的官员，但对元朝遗留下来的士大夫士绅阶层也不过是九牛一毛罢了。
所以元朝那些士绅阶层存在的毛病就这么被传承下来了，大明建国之初，士绅阶层还都有所收敛，不敢太过肆无忌惮。
明太祖朱元璋驾崩之后，这些人就忍不住露出了獠牙，以黄子澄等人为首的这些文官，便开始怂恿朱允炆血腥削藩。
只有削掉所有的藩王，再扫除武将勋贵们，整个大明便又是他们说了算了。
不过黄子澄等人又蠢又坏，太过着急，削藩削出个永乐大帝，靖难之役再次将百官屠戮了一遍。
于是这些人又蛰伏了起来。
直到所谓的仁宣之治，这些人又开始冒头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如今的士绅阶层，掌控着整个江南，欺上瞒下，上令下不达，或者说上面给了什么政策，完全取决于他们怎么对底层的百姓说。
原本没有的税，到他们他们口中就有了。
所以无论是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亦或是雍正实行的摊丁入亩以及火耗归公，从来都不是基于底层百姓着想的，也不是在考虑百姓的死活。
说白了，无论是张居正还是雍正，都只是在想办法为朝廷弄钱。
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火耗归公这些政策实施之后，士绅阶层的收入少了，他们便会层层加码，加在底层百姓身上，百姓的生活非但没有变好，反而变得更坏。
因为他们没有和朝廷沟通的手段，他们只能是哑巴，不能说话。
这一点，海瑞看的最为透彻，海瑞认为，一条鞭法只适合在江南这种富庶之地实行，不适合在整个大明实施。
大明之所以会亡，就是因为士绅阶层垄断了向下的话语权，朝廷一旦拿他们开刀，他们便会变本加厉欺压底层百姓，于是各地活不下去的百姓纷纷造反。
很多人认为朱姓宗室子弟占了朝廷的近一半支出，其实这不过是文官们的抹黑罢了。
有记载的，哪怕到了明朝末期，明朝宗室子弟供养确实需要消耗朝廷收上来的粮食的一半。
但朝廷的税赋从来都不只是粮食。
而且绝大多数宗室子弟，到了一定阶段，都直接回凤阳守灵去了，因为守灵还能混个温饱，在封地很多甚至饭都吃不上。
如今的江南，朝廷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士绅阶层垄断了上下沟通的桥梁，所以任何改革，任何的政策，都没办法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最后会达到反效果。
周楚对苏州府近两千士绅做的事，如同风暴一般，迅速传遍了整个江南士绅阶层。
江南的这些士绅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他们很清楚，苏州府的丈量土地只是开始，倘若苏州府能顺利清丈，那么下一步便是整个江南。
这是他们不能容忍的，吃进去的土地，隐藏起来的土地，又怎么可以被重新清丈出来呢？
周楚动的不是一个人的利益，而是整个江南，乃至整个大明最具话语权的一个阶层的利益。
所以当初崔文奎得知周楚想做这件事的时候，才会如此吃惊。
他从不认为周楚能做成这件事，即便周楚如今在江南可谓是权势滔天，说一不二。
杀一些人很简单，这一点很多人都能做到，比如大太监刘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