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沈三如却是坚信不疑，说道：“正所谓无风不起浪，监察御史沈继祖就曾弹劾朱熹六大罪和其他的罪行呢。”
沈继祖弹劾朱熹这事赵旋还真是知道。《宋史.宁宗本纪》和《宋史.朱熹传》中都记载了此事，却是没有写明弹劾的具体内容。
但是南宋有一个叫叶绍翁的人，就写“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的作者。写了一本记录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事迹的《四朝闻见录》。叶绍翁的这本书在史学界认可度很高，因为这个叶绍翁不是官员，倾向性比较小。
可不巧的是这个叶绍翁虽然不是官员，但是特别推崇理学，更加崇拜朱熹。所以就把沈继祖弹劾朱熹的罪状一条条给罗列了出来，然后逐一进行反驳。这反而给了后人了解到朱熹被弹劾的具体内容。
更巧的是这还不是孤证。南宋时期的史学家李心传在他的《道命录》中也完整的记录了《沈继祖劾晦庵先生疏》。朱熹号晦庵，所以这里的晦庵先生就是朱熹了。
朱熹死了27年后，才被崇尚理学的宋理宗捧上神坛。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正月，赠太师，追封信国公；绍定三年(1230)九月，改封徽国公；淳佑元年(1241)正月，诏恩从祀孔庙。
除了宋理宗之外，以后历朝历代都没有对朱熹再有过追封。朱熹之所以在后世影响那么大，宋理宗把他抬进孔庙，只是第一步，明太祖朱元璋则对朱熹地位的巩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元朝只有极少的科举，主要沿袭了宋制，也就没有必要多说了。到了明朝，朱元璋得了天下，要举行科考了，但是怎么看四书中的《孟子》不顺眼，因为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朱元璋刚刚立朝，正在加强中央集权，为了收回权力，他甚至连宰相制度都废除了。如果人家拿孟子的话攻击他，那不是授人口实。气得朱元璋骂道：“如此荒谬之言，哪里像臣子说的话？”、“倘此老在今日，岂可免我一刀”。马上就命令将孟子逐出文庙，不得配享。并发狠地说，诸大臣“有谏者以不敬论，且命金吾射之”
但是孟子自从被王安石捧上了圣坛，是得到了大众的认可的，可不是朱元璋说不行就不行的。第二年朱元璋看到反对自己此事的声音太大，无奈下了一道谕旨说：“孟子辨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算是极不情愿地把孟子的牌位又给请了回去了。
为了对抗孟子言论，朱元璋发现了朱熹的《四书集注》，对其中的三纲五常十分欣赏，毕竟朱熹说了“君为臣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而且也朱熹也姓朱，甚至朱元璋还差点认朱熹为先祖。
朱元璋最终没有把《孟子》从“四书五经”中拿掉，只是下令将书中涉及到的令他不愉快的80多条全部删掉，让天下读书人读新版的《孟子》，这本书就是当时科举考试学习的《孟子节文》。
关键来了，朱元璋一边阉割《孟子》，一边又下令以朱熹批注的《四书集注》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这也就逐渐开始了禁锢了后世思想的八股取士。至于后来的清朝，因为是少数民族入关，也认识到朱熹的言论方便统治，于是也延续了这个标准。
这样一来就好理解了，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了高考的指挥棒，谁敢不认真学，谁敢不尊崇？潜移默化之下，三纲五常也就烙印在了百姓和士子的观念中了。于是朱熹在神坛上开始烁烁放光了。
但是在宋朝沈继祖弹劾朱熹之时，朱熹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官员，并没有被神化。所以弹劾朱熹也不是多大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朱熹被弹劾了六大罪状和许多小罪，其中六条大罪是：“熹之不孝其亲，大罪一也。”、“熹之不敬于君，大罪二也。”、“熹之不忠于国，大罪三也。”、“玩侮朝廷，莫此为甚！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熹之大罪四也。”、“其言意何止怨望而已？熹之大罪五也。”、“其为害于风教大矣！熹之大罪六也”。
至于其他的罪行，还有十几条，这里就就列举几条。其中就有“又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谓其能修身，可乎？冢妇不夫而自孕，诸子盗牛而宰杀，谓其能齐家，可乎？”、“发掘崇安弓手父母之坟以葬其母，而不恤其暴露，谓之恕以及人，可乎？”、“开门授徒，必引富室子弟，以责其束修之厚。四方馈赂，鼎来踵至，一岁之间，动以万计，谓之廉以律己，可乎？”
无巧不成书，朱熹被赶出临安前的《落职罢宫祠谢表》也流存于后世。赵旋还认真的拜读过。朱熹在这篇谢表中写道：“有母而尝小人之食，可验恩衰；为臣而高不事之心，足明礼阙。以至私故人之财而纳其尼女，规学宫之地而改为僧坊。谅皆考覆以非诬，政使窜投而奚憾。”
在谢表的最后，朱熹写道：“臣敢不深省昨非、细寻今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