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把经济方面的工作做了一个安排之后，胡文霆开始认真的考虑起军队建设方面的问题。因为在后世有一句名言，叫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它充分说明了拥有一支听从指挥、并具有强悍战斗力军队的重要性。
虽然胡文霆在来到大明之后，从来没有产生过篡位自立的念头，但通过在后世时了解到的关于大明的一些历史知识，以及他来到大明之后一段时间的亲身体会。
他已经充分认识到，在目前大明这种形势下，如果自己手下没有一定的军事力量用来自保的话，那些勋贵豪强们分分钟会把他的一些赚钱产来给吃得干干净净，同时，自己以及家人的性命安全也很难得到保障。
作为在后世已经成长为党的一名高级干部的胡文霆，曾经历过无数次的相关教育。当然也很清楚的知道后世军队建设中的一些关键点，比如处在首要位置的，就是完善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其中就包括参军光荣的相关思想教育），其次是严明的组织纪律性，再次是严格和充足的训练，最后才是先进的武器装备。
因此，胡文霆也准备基本照搬后世军队建设过程中的，那一套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当然了其中的一些内容还是做一些相应的修改，以便能更好的适应当前大明的形势。
在基本的建军思想确定之后，胡文霆又再次召集了一次小范围的核心会议，人员包括自己的二夫人林巧、编外“三夫人”邢沅、秘书杨熳、弟子李定国，还有就是那十名亲兵。
在大家坐定之后，胡文霆先来了一段开场白，他说，在我们民间有句俗语叫做：“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这代表了当兵这一职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成了大家心中一种并不光彩的“贱业”。
事实上在很早以前，却有过这么一句话“国之大事，唯祀与戎”，按道理说，士兵的优劣与否，事关战争胜负，为什么偏偏是这些关乎战争成败的重要人员，却长期以来不受人们重视呢？
我个人认为，这其中固然跟前朝某个皇帝的个人政策取向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在一些方面没有做好的缘故，因此，才让军队成了百姓们厌恶的对象，相应的士兵这一职业也就成了人们眼中的“贱业”。
据我所知，事实上，在历史上的商、周两代，当兵非但不是一种贱业，反而是一种只有贵族才有的权利。那么，原本从军这种只有贵族才能从事的营生，是如何变成了一种让人避之不及的贱业的呢？
家再一起来讨论一下，我们该怎么来避免这种情况。
当然了，在这之前，胡文霆已经跟杨熳进行过一番沟通，对她所准备的内容也进行了初步审核，确保能让大家都能听懂和接受。
杨熳在客气了几句之后，就开始侃侃而谈，她说，在春秋初期，各国延续西周时期国人服役的传统，以井田制、军赋制为基础，供养部队。在以车战为主的春秋时期，参军仍然是一种贵族才能从事的荣誉活动，至于平民，则需要满足一系列条件才能成为士兵。
到了战国时期，军事冲突的严酷性导致贵族从军的惯例被打破，各国相继开始进行严苛的军备竞赛，其中秦国在长平之战前，为了达到最大的征兵数量，甚至采用了集体封爵一级的方式，来征召河内郡范围内十五岁以上男子。但由此也可以知道，在列国相互攻伐吞并的大争之世中，军人的地位却并没有因为扩编而大幅下降。
秦汉时期同样如此，按照《秦汉的徭役和兵役》以及《秦汉的戍卒》中的说法，秦汉时期的兵役虽然并非贵族所专有，但依旧显现出一种带有特权性质的特殊性。
从其安排来看，秦汉时期虽然实行的全民征兵制，但依旧会优先拣选那些材力出众之人从军。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讲，从军其实也是他们实现飞黄腾达的一个机会。汉承秦制，军功依旧是武人们安身立命的关键，汉武帝时期，如卫青、霍去病这样的名将依旧能凭借军功获得登天之梯。
而军人地位的第一次大规模下降，出现在三国鼎立局面结束之后。三国时期，由于战乱的影响，魏蜀吴三国都先后不约而同地以世兵制取代了征兵制。
世兵制的最大特点是这些人一旦从军，不仅本人终生为兵，就连自己的兄弟子孙，往往也会编入兵户，在自己死后，继续为自己效忠的主公冲锋陷阵。
这种世兵制之所以在三国时代大行其道，与当时残酷的混战局面有关，乱世人命轻贱，从军不仅能自己吃粮，同时还能为自己和家人寻找到了一方庇佑。
而对于当时的一些军阀而言，世兵制的优势也很明显，传统的征兵制度需要在一个统一国家的条件下，才能提供稳定而庞大的后备兵源，并从中择优拣选。世兵制则不同，这种世代为兵的制度，对士兵的兵源没有那么苛刻的要求，同时，也能保证较稳定的军队隶属关系。
而这种人身依附关系非常严重的兵制，实际上使得世兵制下的军户处于完全弱势的局面。世兵制下的军户们，除了那些士兵外，军属们往往会因此分得部分土地用于耕作，这种军屯制度一方面可以减少军队的消耗，同时也让军属们能够实现自给自足。
但随着战争烈度的加剧，率先实行军屯制度的曹魏开始逐渐增加军户们屯田时上缴的抽成比例，至于其他待遇，就更是能省则省，能减则减，对此，没有多少话语权的军户们根本就求告无门。
至于后来的府兵制，一开始诞生的府兵骁勇强悍，一些地方豪强武装的府兵部队，在着甲率上升后，甚至敢于正面硬撼当时不可一世的东魏具装骑兵。
然而，这种早期府兵虽然精锐，但耗费也更加惊人，像最为核心的内府兵，他们不仅完全不需要从事农耕，装备武器补给中，除了自备的弓箭、刀具外，其余的“甲槊戈弩，并资官给”，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专业化程度极高的职业士兵。
北周建立后，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府兵开始取代这些前辈，成为新的府兵建设模板。而唐代的府兵，主要就是这类成本更加经济、后备兵源更广的士兵。
唐代府兵同样有着自身的症结。这些以自耕农为基础拣选的士兵，极度依赖均田制所配给的土地。然而，唐朝到了高宗时期，土地不足的局面就已经变得相当严重，许多身处土地匮乏地区的府兵所能分配的土地不足标准配额的半数。
然而，他们所需承担的军事义务不仅没有丝毫减轻，反而因为屡次开边活动而大大增加。到了武则天时期，频频有府兵不惜自残身体逃脱征召。这种情况下，这些府兵的经济、社会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
严格来说，府兵制的确立有着其历史必然性，然而，这种军事制度在唐代存续的时间并不算长，最迟到唐玄宗中期，由于府兵调配时的局限性，唐朝开始逐渐招募更加专业化的职业士兵。
招募职业军人，唐代这种募兵制的说法听上去似乎比之前的征兵制度要专业许多，可问题同样存在，与府兵制这种依靠庞大自耕农群体的征召制度相比，募兵的耗费之巨、时日之长，远超以往。
柳宗元就曾经上书称“六郡之师，厥数三亿，低首仰给，横拱不为，则沿淮以北，循河之南，东尽海，西叩洛，经数千里，赤地尽取，才能应费，是天下三支财去矣”。
唐代自中期开始，饱受募兵供养之繁，而到了宋代，这种情况没有丝毫好转，事实上，宋代财政最大的支出项就是军费开支，其中所列的“三冗”问题，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冗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