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健说：“派是有可能派，但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
这天，公司里来了一男一女两个人来拜访陈淑娜。陈淑娜让贾勇沏了两杯茶，然后过去一起听听。男的姓段，段云峰，四十出头，中等身材，戴眼镜，有一点儿蒜头鼻，说话语速很快，有浓重的四川腔。女的姓夏，五十多岁。老段很尊重老夏，一口一个夏大姐，叫得很亲切。据老段讲，夏大姐是他从小长大的邻居家的大姐，跟自己的亲姐姐一般。
老段说：“夏大姐是建国后国家培养的第一批翻译，是国内最资深的葡萄牙语翻译，在驻葡萄牙大使馆和驻巴西大使馆都工作过。
“五十年代，夏大姐刚开始从事翻译工作的时候，她在南京接待过一批南美洲来的青年留学生。
“这批留学生在南京学习了六个月。在这期间，夏大姐就是他们的翻译兼辅导员。夏大姐陪同这批留学生接受过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这批留学生中，有一个年龄最小的，非常英俊的少年，叫艾乌勒。
“几十年以后，夏大姐到驻巴西大使馆工作的时候，在一个外事活动上，夏大姐见到了艾乌勒，艾乌勒已经是国会议员了。请夏大姐给咱们讲一讲这段传奇故事。”
夏大姐说：“我那时很年轻，虽然说是辅导员，但我只比最年轻的留学生艾乌勒大两岁。那个班的六十几个留学生，大多数都比我们年龄要大。
“那批留学生能够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都非常激动，像朝圣一样。
“南美洲的政治形势非常复杂，这批留学生回国后，回到南美洲的各自国家，再无音信。我一直以为这些人都不在了。
“在巴西工作期间，我参加了一个巴西国会举办的招待各国外交官的宴会。在这个宴会上，我见到了艾乌勒。虽然几十年没见了。但我们几乎同时，一眼就认出了对方。可以用抱头痛哭来形容我们时隔几十年后再度相见的场面。
“我们那个年代是讲国际主义精神的。你们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你们很难理解，我们这种异国革命同志间的情谊。我们不同国籍，不同种族，但我们是革命同志，我们有共同的革命理想，我们之间的感情是超越国籍和种族的。
“几十年过去了，我跟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还活着？他说，我活着，只有我还活着。”
说到这里，夏大姐哽咽了。
老段搂着夏大姐安慰了她两句，让她平复一下心情。
老段说：“让大姐休息一下。我来说。艾乌勒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非常友好。希望能够促进中国和巴西两个国家的经贸往来。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资源。
“中国和巴西的经贸往来水平与两国的国际地位不匹配。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现在我们国家出口巴西的，主要是一般日用品，价格低廉。这个情况随着我们国内工业制造水平的提高，未来一定会改变。今后我们向巴西出口的应该是高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