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
“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此观点出自《商君书》，以简洁有力的笔触，鲜明指出圣明君主不应仅看重道义，更需重视法律。法律务必清晰明确，政令必须坚决执行，唯有如此，国家方可实现有效治理。这一理念穿越历史长河，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始终闪耀智慧光芒，深刻揭示法治对国家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关键意义。
回顾中国古代历史，诸多朝代兴衰更替，皆与法治推行紧密相关。秦朝，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个大一统王朝，其崛起与强大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商鞅变法确立的法治体系。
商鞅，这位战国时期的着名改革家，对当时秦国旧有制度弊端洞察入微。彼时秦国，深受传统宗法制度和贵族特权的束缚，社会阶层固化严重。在井田制下，土地国有且划分规整，农民被牢牢限制在土地上，即便辛勤劳作，却因土地分配与产出限制，难以获得足够的回报，导致生产积极性受挫。而世卿世禄制更是让贵族子弟凭借出身即可世代为官，有才之士却难以崭露头角。许多有识之士虽空有满腹经纶与报国之志，却因阶层壁垒无法施展才能，国家发展缺乏活力。商鞅深受法家思想熏陶，秉持“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理念，决心以法治为核心，对秦国进行全面彻底变革。
他制定一系列详尽严格的法律条文，涵盖社会生活各方面。在农业领域，商鞅通过法律手段鼓励耕织，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人可免除徭役。这一法令极大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众多农民日夜辛勤劳作，开垦荒地、改进种植技术。为了提高产量，他们尝试新的作物品种，改进灌溉方式，从传统的漫灌逐渐向更高效的渠灌、井灌发展。农民们还积极探索合理的种植间距与轮作模式，使得秦国农田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大幅提升，为国家繁荣奠定坚实物质基础。
在秦国的一些地区，农民们发现将豆类与谷类作物轮作，不仅能保持土壤肥力，还能提高总体产量。于是，这种轮作模式在商鞅变法的鼓励下逐渐推广开来。同时，为了更好地利用水资源，农民们在政府的支持下开凿了许多灌溉渠道，使得大片原本干旱的土地得到了滋润，粮食产量因此大幅提高。
在军事方面，商鞅推行军功爵制，明确按士兵在战场上杀敌数量授予相应爵位和赏赐。这一举措打破了传统的贵族世袭军权的局面，让普通士兵看到晋升希望，秦军士兵在战场上奋勇杀敌，战斗力大幅提升。士兵们为了改变命运，在战场上勇往直前，秦军由此成为令六国闻风丧胆的虎狼之师。
商鞅深知，法律关键在于执行。为树立法律权威，他采取一系列果断坚定措施。“徙木立信”便是生动例证。当时，商鞅在国都集市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并下令，谁能把木头搬到北门，就赏十金。起初，百姓对这一命令充满疑惑与怀疑，无人敢轻易尝试。毕竟在以往，官府政令多有不兑现情况。民众对官府的信任度极低，对突如其来的命令保持着高度警惕。于是，商鞅将赏金提高到五十金。终于，有一人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将木头搬到北门，商鞅立即兑现五十金奖赏。这一事件迅速在秦国传开，百姓亲眼目睹商鞅对法令的严格执行，从此对法律产生敬畏之心。此后，秦国法律得以顺利推行，各项改革措施有效实施。但秦国百姓在长期的严刑峻法下，虽行为有所规范，却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社会氛围紧张压抑。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国力极大提升，从相对落后的诸侯国崛起为战国七雄中的强国。但秦朝统一六国后，统治者过度滥用法律严苛性，实行严刑峻法。民众稍有不慎便触犯法律，面临严酷刑罚，如连坐制度，一人犯罪，亲属邻里皆受牵连。长期高压统治下，百姓苦不堪言，生活在恐惧与压抑之中。最终在秦末农民起义浪潮中，秦朝迅速走向灭亡。这表明，法律制定与执行需把握好度，既要确保权威性和严肃性，又要考虑民众承受能力与社会和谐稳定。
再看唐朝，作为中国古代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其繁荣昌盛与完善的法治体系紧密相连。唐朝制定《唐律疏议》，这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唐律疏议》对各类犯罪行为详细界定分类，并规定相应刑罚。同时，注重法律解释与适用，使法律条文清晰明了，便于执行。例如，对于盗窃行为，根据盗窃财物价值、盗窃场所等因素，划分不同量刑等级，让司法者能准确依据法律裁决。若是在普通民宅盗窃与在官府盗窃，量刑会有明显差异，依据财物价值的多少也会有不同的惩处。
在唐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观念得到一定体现。即便贵族和官员，触犯法律也会受惩处。唐太宗李世民时期，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之兄，在朝廷地位显赫。一次，长孙无忌进入皇宫时忘记解下佩刀，按唐朝法律，这属“带刀入殿”重罪，应受严厉处罚。唐太宗念及长孙无忌功劳与亲属关系，欲从轻处理，但大臣们坚决反对，认为法律面前不能有特权。最终，长孙无忌受到相应处罚。这一事件充分体现唐朝法律的公正性与权威性，使唐朝法治深入人心。
唐朝法律执行严格，各级官员必须严格按法律规定处理政务，不得徇私舞弊。同时，建立完善的司法监督机制，对司法审判过程监督，确保司法公正。在唐朝，司法官员断案需依据明确的法律条文，且需经过层层审核。如有冤假错案发生，相关司法官员将受到严厉惩处。在这样的法治环境下，唐朝社会秩序稳定，经济繁荣发展，文化昌盛，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商业活动蓬勃发展，丝绸之路贸易往来频繁，文化交流丰富多彩，诗歌、绘画、音乐等艺术形式达到鼎盛。唐朝的法治不仅保障了社会的稳定，还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土壤，各种文化流派在相对宽松且有序的环境中得以交流与发展。
在唐朝的长安，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来自不同地区的商人和文化使者汇聚于此。由于唐朝法治的保障，商业交易得以有序进行，不同文化之间也能和谐共处。例如，波斯的商人带来了精美的手工艺品，与中国的丝绸、瓷器等进行交易。在交易过程中，双方都依据唐朝的法律签订契约，确保交易的公平与安全。同时，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文化也在长安传播，各种文化在唐朝法治的框架下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共同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放眼世界，古代罗马的法治发展也极具代表性。罗马从一个小城邦发展为庞大帝国，法治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早期罗马只有习惯法，法律与道德、宗教界限模糊，贵族随意解释法律，损害平民利益。贵族们利用习惯法的模糊性，在债务、土地分配等事务中偏袒自身，平民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例如，在债务纠纷中，贵族常以各种借口延长平民的还款期限，甚至随意增加利息，导致平民苦不堪言。于是，平民与贵族展开长期斗争，促使罗马制定《十二铜表法》。这是罗马第一部成文法，法律条文刻在十二块铜牌上，公布于罗马广场，使法律有了明确文字记载，限制了贵族对法律的随意解释。从此，平民在法律层面有了一定的保障，在债务偿还期限、土地纠纷处理等方面有了明确依据。
随着罗马疆域不断扩大，人口增多，不同民族间矛盾冲突频发。原有的公民法难以适应社会发展，于是万民法应运而生。万民法适用于罗马境内各族人民，注重调整财产关系，规定奴隶制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罗马法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对后世法律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许多现代法律制度的原则和概念都可追溯到罗马法。像契约精神、物权概念等，在现代法律体系中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罗马法的发展过程也是罗马社会不断整合与进步的过程，它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融合与交流，为罗马帝国的长期统治奠定了基础。
在罗马帝国的扩张过程中，万民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罗马征服了新的地区，不同民族的人们生活在一起，难免会产生各种矛盾和纠纷。万民法的出现，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统一的法律依据。例如，在罗马统治下的埃及，当地的农民与罗马的商人之间可能会因为土地租赁或商品交易产生纠纷。依据万民法，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都有明确的规定，法官可以依据这些规定进行公正的裁决，从而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