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4月15日星期六
上午九点，《国际月刊》杂志社。
金汝成的办公室中，杂志社的主要骨干全都聚集在里面讨论星期天举办的答谢会相关事宜。
曹雨溪作为会议的发起人正站在办公室的中央向所有人介绍整个答谢会的流程。
金汝成和周冬凛坐在一起，金的手里拿着邀请的嘉宾名单和周窃窃私语：
“上海市市长傅筱庵、上海国民党党部书记长蔡洪田、上海国民党党部委员顾继武、上海国民党党部委员马啸天，国民政府上海社会局教育科科长蒋健白，周记者，你看这曹编辑搞得有模有样的，这些人都能请的到。”
“是啊，在这样的时局下能把这几个人请到一起确实不容易。”
曹雨溪此时已经介绍完答谢会的整个流程，大声的询问道：
“各位，明天的流程就是这样，哪位还有疑问？”
见没人提问，金汝成举起了手中的嘉宾名单：
“曹编辑，你这次的准备工作确实非常充分，没想到你竟然能请到这些贵宾，看来明天我们的这场答谢会在上海市一定能够引起轰动。”
“金主编，明天就有劳您做开场发言了。”
“好、好！”
“周记者，你看明天能不能让工部局的领导也出来露个脸撑个台面？”
“明天是星期天，洋人可公私分明的很，休息日要让他们出来可不容易，我尽量想想办法。”
“好的，那就有劳周记者了。”
（
中国古代并没有明确的短期休息制度。
鸦片战争后，西方人按照他们的习俗在星期天休息娱乐开始慢慢被国人接受。
1872年《申报》发表社论称：西洋各国的星期日休息制度于人生有益，中国应该仿行。
19世纪80年代，星期天休息制度开始在部分新式学堂实行。
1895年戊戌维新开始后，维新派创立的社会团体开始执行星期天聚会或者休息制度。
1902年清政府颁布章程在全国的中学和高等学堂实行星期天休息制度。
到1911年夏所有的清政府中央机构全部实行此项制度，民间及地方政府也开始逐渐推行。
星期计日体系传入中国后，官方称星期而民间常称礼拜，为了避免基督教影响中国，清政府规定正式场合下只能称“星期”不准称“礼拜”。
）
......
下午两点，周冬凛骑着车顺着南京路去马霍路（今黄陂北路）249弄156号的印度锡克教谒师所采访。
杂志社下一期开了一个新的主题是关于印度宗教的，而在上海的印度人主要是上海开埠时租界从印度招来的锡克人巡捕，也就是上海人俗称的红头阿三。
锡克教在上海总共有四处谒师所，分别在宝兴路、戈登路、马霍路和舟山路，为了搜集更多的素材，这四处谒师所自然是周冬凛的重点走访对象。
在路过国际大饭店（1954年更名为国际饭店）时，周冬凛在路边见到了一个有些熟悉的身影，他把车骑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