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总都督，广陵王刘诞。先锋柳元景，副将鲁方平、薛安都。率五万大军出襄阳，攻打弘农，剑指长安。”
“另外，梁、南北秦三州刺史、宁远将军刘秀之率本部3万兵马，自秦梁袭扰汧陇，配合进攻。”
“全体将士，务必同仇敌忾、上下协力，击溃魏军！”
最后一句，刘义隆有些歇斯底里。
“臣弟遵令。”
“儿臣遵旨。”
“微臣遵旨。”
所有人都大声喊道。
皇帝不要太监宣诏，而是亲自当面口谕。
众人既感热血沸腾，也觉得压力山大。
……
刘宋皇帝御前会议，所谓“商议北伐”，其实是没有商量余地的。
刘义隆早就与亲弟弟、太尉、江夏王刘义恭密议了几次，拿定了主意：举全国之力北伐魏国。
御前会议上，皇帝公布的“三路出击、一路袭扰”方案，也是两兄弟商定的结果。
会议结束后，刘宋全国立即进入备战状态。
现在是五月，七月雨季开始后，河水暴涨，各航道通航能力大增，是一年中运输军队、武器、粮草供给等人员物资的最佳时机。
南北朝混战到如今，变成宋、魏两国对峙。它们都想吞并对方，却都不敢轻举妄动。
这是因为两国各有优势、劣势。
僵持也好、决出强弱也好，都受到某些条件制约。
首先是地理条件。
这里不得不提及“中国”这个概念。
“中国”最早出现在西周金文体《尚书》中，那时的“中国”概念，是指夏商周以来，“华夏民族”居住的区域。
这个区域的地理位置，不同历史时期，并不是绝对固定的。
有时更靠西部，有时往东移，有时向南边发展，有时又占了北边一些地盘。
大致上是在后世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区域。
《尚书》里，华夏民族居住地之所以用“中国”概念，是因为东、南、西、北都有其他民族居住。
那就是所谓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
这四个明显带贬义的概念，是华夏民族对其他民族的称呼。
其实就是指后来的东胡、鲜卑、匈奴、羌、氐、羯…等民族。
也就是东方的越国、南方的楚国、西域各国、北方东胡或匈奴政权。
“中国”不断向东、南、西、北扩大地盘，融合族群，概念代表的区域也不断变大。
但是可以说，一直到很晚，“中国”只是一个“地理+文化”概念。
“中国”正式成为法律概念，要到1869年。
那年，清朝政府与沙俄政府签订《尼布楚条约》。
条约上，两个缔约主体，一方是“沙俄”，一方是“中国”。
这个“中国”，就是清朝政府代表索额图、佟国维，用来代替大清政府的名称。
自此以后，涉及到国家关系时，“中国”才成为这一片区域核心国家的称呼。
在此以前，秦、汉、晋、南北朝国家、唐宋元明清，都是以自己的政权名称代表自己国家名称。
正因如此，东周时期的那些国家名称，在历史上反复出现。
比如，曹丕夺汉，他建立的政权是“魏国”，这个“魏国”，也就是春秋晚期，“三国分晋”产生的那个“魏国”的名称。
曹丕自称“魏国”，也是复辟东周魏国的意思。
同样地，拓跋珪将自己的国家名称，由“代国”改为“魏国”，也是想表明：自己的道统来自“东周魏国→曹氏魏国”。
同理，司马炎篡魏，将国号改成“晋”，也是要表明：自己就是春秋霸主“晋国”的继承者。
刘裕将国号定为“宋”，也是用春秋时期的宋国定位自己，表明自己是有道统传承的。
后来出现的“齐”、“周”、“陈”…等等，都是同样原理。
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无论这片区域的政权名称怎么变，其地理格局变化却不大。
具体来说，这片区域的地理格局有两道明显分界线：东西分界线、南北分界线。
东西分界线是大兴安岭—太行山脉—巫山山脉—雪峰山脉。
这几座东北—西南走向的山系，将这片区域的地界分成两部：东部地势低、整体平坦；西部地势高、整体是山系连绵且多崎岖。
而这片区域的南北分界线是秦岭—淮河。
秦岭西起陇南（甘肃南部），东至南豫州大别山，东西长3200里，南北最宽200里、最窄20里，海拔高度在2000—2800米之间。
淮河发源地正是秦岭的东部终点，大别山系中的桐柏山。
它向东而去，一路吸收许多支流水系，穿州过郡直达东海。
淮河流域东西全长2000里左右。
在秦岭—淮河以南，相距大约平均500里，是南方的母亲河长江。
秦岭—淮河以北，相距大约平均700里，是北方的母亲河黄河。
淮河是南方刘义隆宋国的生命线。黄河是北方拓跋焘魏国生命线。
长江—淮河—黄河中间这片宽约1200里、长约2000里的区域，就是双方经常发生争夺战的地方。
对于南方刘宋国来说，长江是腹地。一方面，它是天险，不需花太多心思去守。另一方面，不可能全线防守长江：守不起也守不住。
因为长江多数处于平原地带，要过江太容易了。
所以刘宋国的北部边防是守淮。
若干年后的1949年1月，当淮海战役结束，北方胜出时，国际上预测中国局势，出现几个版本。
其中一个是“划江而治”：以长江为分界线分南、北两个国家。
这纯粹是不懂中国地理的扯淡。
南方政权没守住淮河，中国则不可能南北分治。
只会出现两种可能：一方吞掉另一方、或成立联合政府。
联合政府这玩意，正是交战双方在苏联操纵下，于20年前共同推翻的东西。怎么可能再去成立它？
那就只剩一种选择、一个可能：死磕，一方胜出独享政权。
结果是北方胜利。
时间回到1500年前，南方政权刘宋国决意北伐，军事部署正是由长江沿线出发，在秦岭—淮河一线集结，分几个点同时向黄河推进。
南方宋国在秦岭—淮河一线的三大军事要地分别是：东部淮北第一重镇彭城（徐州）、中部淮南第一重镇寿阳、西部秦岭\/淮河衔接处第一重镇襄阳。
这三处都是水陆交通发达枢纽。
反观北方：魏国军队优势是擅长陆战、阵地战；劣势是不擅长水战、攻城战。
刘义隆选择七月攻打拓跋焘，正是想避开魏军优势，发挥己军优势，利用雨季、以水师出击，攻打黄河沿岸要塞，然后坚守据点、巩固并逐步扩大战果。
可以说，刘义隆的想法是非常好的。
正如彭城太守王玄谟所言：天时地利都在宋国。
王玄谟不敢提“人和”；
参军沈庆之则明确指出刘宋国缺乏“人和”：昔日到彦之、檀道济那样的大将军，北伐都以失败告终。何况宋军如今的将领，没一个比得上到、檀二位。
不过，刘义隆则对王玄谟抱以厚望：他觉得王玄谟就是自己的白起、韩信，一定能取得北伐胜利。
刘义隆也是一位聪明绝伦的君主。他岂不知大兴战事，“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他已与王玄谟讨论过多次，对后者的军事素养十分欣赏。
在他的心中，王玄谟就是自己此次北伐的“人和”。
至于到底是不是，只有等事实来检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