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间，他恳请大家在丁忧期间给予关照，却遭到俱文珍的辱骂，闹了个不欢而散。
五月二十日，王叔文解职归家。成了平民的他整日盘算如何起复，扬言将来一定斩了韦执谊及其他不听话的人，让朝中众臣极为恐慌！
王叔文一走，王伾进退失据。他疯狂托人找关系，替王叔文说话，想用王叔文当宰相，没人搭理；又想让王叔文做威远军使，还是不行。一天，他坐在翰林院中，接连上了三道奏折，都被原封退回。当晚，夜半时分，突然中风。自此不再上朝。
七月二十八日，顺宗下诏，令太子李纯监国。
八月初四，顺宗自称太上皇；初六，贬王伾为开州（重庆开州区）司马，王叔文为渝州（重庆）司户；初九，太子李纯继位为帝，是为唐宪宗。
不久，王伾病死贬所，王叔文被追令赐死！
十一月，宪宗着手清算“二王、八司马”一党：
将韦执谊贬为崖州司马，韩泰贬为虔州司马，韩晔贬为饶州司马，柳宗元贬为永州司马，刘禹锡贬为朗州司马，陈谏贬为台州司马，凌准贬为连州司马，程异贬为郴州司马。
“二八、八司马”刻间烟消云散！
这场短暂的永贞革新，至此拉上帷幕！
《资治通鉴》对此一历史事件持负面态度，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王叔文、王伾的不屑与鄙夷。
而后世一些史学家，则秉持着凡是封建社会反对的就是好的、凡是封建社会赞美的就是坏的这一态度，对“永贞革新”给予了充分肯定，称他们代表着民心民意。
历史上的事不太好评价，只能说立场不同，就会有不同的评价结果。比如，明明是暴民的义和团，也可神化为“农民起义”；明明是杀人变态狂的张献忠，也可定性为反抗封建社会的英雄。
对于这一事件，我的看法是：这就是一次没有成功的政治洗牌，没什么远大目标，更谈不上革新，有的不过是对权力与利益的拼命攫取，如此而已！
那么，这次革新为什么没有成功？原因有三：
第一，缺乏政治斗争经验。作为小团伙的核心，王伾、王叔文在给李诵当侍读前，都查不到有任何从政经历。王伾是弄臣，情有可原。王叔文五十多岁，也不过是个言官。如果李诵身体健康，二人当个合格参谋没有问题，但代表李诵独挡一面却是无法胜任。这就好比让一个只上过小学的人，硬去完成大学的学业，怎么可能做到呢！
德宗晚年朝政紊乱，各色势力暗流涌动，不论是宦官、文臣还是藩镇，都在明争暗斗。如此复杂诡谲的政治形势，不是看过几本书就能解决的。
“二王”他们在顺境时不考虑如何建立统一战线，拉拢权力集团，却忘乎所以的封官许愿；面对逆境又束手无措，乱招迭出。与遍布朝堂的那些政治高手相比，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不败才怪。
第二，耍弄阴谋不用阳谋，搞“小圈子”至上，彻底孤立了自己。政治家与政客的最大区别，在于政治家善用阳谋，而政客总玩心机。王叔文一党多为言官出身，查人过失者如果心术不正，往往看谁都像坏人。他们整天装模作样、故作神秘，把本该在朝堂上集体商议决策的大事，弄成了小圈子暗箱操作的诡秘事件，耍小手腕、使小权术，格局小、眼皮浅，猖狂一时、糊涂一世。
第三，目标不一，动机不纯。王伾贪钱，王叔文求名，韦执谊想做官，其他的团伙成员也都各有各的目的。在尚未完成内部思想统一的情况下，冒然上阵。没有清晰的目标纲领，没有高尚的人品操守，没有长远的政治规划。只知东刨一锄头、西打一棒子，不败何待！
透过历史的烟云，把握历史的真相，其目的并不是要矫情较真，而是坚持用独立的视角去思考和审视一切，这是保持独立人格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