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加上门阀士族制度的形成与确立，使得门阀士族们的权势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社会政治格局。
这些贵族和地主们把持朝政，左右皇室，生活上也更加奢侈腐化。
他们酗酒、服药、赌博，甚至争奇斗富，以各种方式来挥霍享受、及时行乐。
晋代，赌风很盛，究其原因，其实与当时门阀士族地主生活腐化、行为荒诞、思想空虚的风气有密切关系。
不仅是一般无所事事的贵族子弟，就是一些诸如谢安、桓温等一批所谓的成功人物，对赌博也乐此不疲、沉迷其中。
二是儒家礼制的失效。
儒家思想认为赌博是不劳而获、是以欺诈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
尤为重要的是上下、贵贱、尊卑的界限被赌博扰乱,也就是违反了儒家所提倡的“礼”，“礼”作为统治思想,是人们必须遵守的道德行为准则的核心。
在“正常统治”之下，统治者都会反对赌博。
凡是儒学强化的时代,对赌博的道德约束和法律控制就特别严厉，作用也特别明显；
反之，在儒学受到冲击，儒家思想较淡化的时期，其控制力则减弱，赌博也随之活跃。
这构成了中国赌博史和禁赌史的一个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兴起动摇了处于正统地位的儒家学说，使这一时期成为一个思想文化相对活跃和自由的时代，一个道德标准多元化的时代。
此时的不少名士,大都蔑弃礼法，崇尚老庄，他们大都主张能够“适性”，他们所强调的正是“足于其性”。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权威地位的丧失,社会思想的混乱，儒家思想的伦理纲常和行为准则在一定程度上被质疑。
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摆脱传统道德观念约束的现象——追求享乐，讲求功利而不受所谓礼义、道德的约束。
当时社会流行赌博也是这种思潮的表现或结果而已。
离石不知道他这样想对不对，赌博的兴盛发展，也许原因很多，但是南方既然盛行，迟早会传入的北秦。
大家都是汉人，应该很容易传到北秦。
离石认为赌博就像传染病，就像牛皮癣，既然不根除赌博，就必须严厉限制赌博的发展，或者把赌博限制在一个范围内。
离石立马想起了赌城拉斯维加斯，有这么多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就不会引发社会的动荡。
离石突然又想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正趋于兴盛发展阶段，外来的佛教文化对当时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佛教素来以注重礼义法度，因而对于当时流行的赌博行为多有批判。
在魏晋南北朝社会各阶层纷纷信奉佛道的时代，佛教的这种禁赌“思考”，自然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所以在当时，社会仍留存有禁赌的意识，不少有识之士积极地参加、实践禁赌，朝廷有时为了政治需要也有一些禁赌的动作。
然而，由于赌博已成社会的主流活动，个人禁赌作用影响有限，国家禁赌也不力，因而效果并不显着。
魏晋南北朝时期赌博一方面继承了先秦赌博的传统，保留了许多先秦时代流传下来的赌博形式。
另一方面又在传统赌博的基础上产生了许多新形式，是中国赌博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
从形式上来看，这一时期诸如樗蒲之类的博戏，是由秦汉时期六博戏所演化而来的。
首先积极方面，他们为隋唐时期博戏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但另一方面，受赌博的影响，也产生了诸多的负面影响：加快了士族的堕落、助长了社会的奢靡风气、加速了朝延腐化。
离石对赌博没切身的体会，而且他也不喜欢赌博，主要是他不会，而且赌运奇差。
凡事他以赌博的心思去猜，就就会猜一次错一次，反而不如直接硬杠，这样做反而赢得机率大一些。
也许这也算是一种赌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