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静在请安折子上所言之事，说大不大，谈的是要仿照马球盛宴，在喀尔喀草原定期举办马球、蹴鞠等项目。
特别指出，欲邀请各部落开展“夺旗”运动，拉近端静固伦公主府与各部落之间的关系，方便为康熙刺探各部落的动向，以及宣扬大清威名。
说小不小，“夺旗”是一种为证明勇武开展的运动。双方派遣同等人数，只要能夺走对方帅旗，便算成功获胜。
是不是觉得“夺旗”也没啥？非也，非也。
于平民百姓而言，夺旗不如蹴鞠有趣，但实际上夺旗不仅是一项运动，还是一项军事活动，旨在通过夺取敌方的旗帜来扰乱敌军的军心，从而影响战斗的胜负。
因而，夺旗在古代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旗帜（大纛）在军队中象征着指挥和领导，夺取敌方的旗帜可以极大地打击敌军的士气?。
从古至今，夺旗运动既出现在实战中，还出现在一些模拟战争的游戏和活动中。最出名的就是三国，诸葛亮通过偷袭司马懿的大寨，更换旗帜，导致魏军大败?。
对于蒙古部落和大清这种明显存在从属关系，但藩属关系又不是很牢固的双方而言，夺旗运动更是一项具有政治意味的军事活动。
端静公主此番上书，看似是让康熙同意她在喀尔喀草原开设盛会，实则是为大清治理、统治蒙古提供了新的思路。
康熙曾自言“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耳”，看似是表现出“满蒙一体”的融合局面，体现的是大清对蒙古怀柔政策，实际上长城的军事防御功能并没有消失，大清始终在长城沿线重要关口均驻有重兵。
之所以说“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乃是恩威并施的结果——
公主抚蒙，内外蒙古设置的军府，以及对叛乱和离心倾向的强力镇压，三者相辅相成才让原本和明朝对立的蒙古，始终与大清保持良好的同盟、从属等关系。
自皇太极以来，从入关之初，大清始终坚持与蒙古和亲，对蒙古各部予以拉拢，蒙古各部则奉清朝皇帝为“天可汗”；
同时，皇族本就是渔猎、游牧出身，在民族政策上要宽容许多，并不排斥将蒙古纳入统治；
再者，大清坚持和亲以外，又采取宗教羁绊、设立“盟旗制度”等措施，进一步将蒙古各部固定在一定区域，严厉禁止其随意迁移，有效地削弱了蒙古部落的迁徙范围。
由此，掐灭了蒙古各部整合和发展的可能，又加大了蒙古诸部对大清的依赖（特别是灾年，饥寒交迫的情况下，大部分蒙古部落都是上书大清求援）。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蒙古部落彻底失去了自主权，相反的，由于准噶尔虎视眈眈、沙俄东扩，大清和蒙古四十九部的关系既暧昧又疏离。
一方面，满蒙里面的满，是大清自己人，但“蒙”的内部非常复杂。蒙古的科尔沁部，世世代代和满洲贵族通婚，早就被大清当做是自己的“后花园”，也就是自己人。
还有内属蒙古，就是内附的蒙古部落，即由大清派人直接统治的蒙古部落，不设置世袭的土着首领，算半个自己人。这部分蒙古部落和大清关系，自然不言而喻，亲近着呢。
另一方面，外藩蒙古，就是藩属的蒙古部落，有自己的世袭土着首领，和大清皇室有点类似于合伙人的关系。
对大清来说，外藩蒙古是必须要加大控制避免当年大金被成吉思汗征服导致历史重演的存在，采取了分而划之的做法，依据蒙古外藩的战斗力采用不同的做法。
对于战斗力强又愿意亲近大清的，多半是抚蒙（海蚌公主，即恪靖公主的额驸便是喀尔喀蒙古郡王敦多布多尔济，紧邻俄罗斯，乃是清朝北部边疆的一道屏障?）。
至于那些反复在大清、准噶尔、沙俄间反复横跳的，自然就是重点“打压”的存在。
然而，蒙古四十九部之间或多或少存在“唇亡齿寒”的观念，谁也不可能眼睁睁看着某个部落被大清灭族，大清只能是限制，限制，再限制；控制，控制，再控制。
例如，蒙古部落战斗力强弱，以蒙古骑兵的高度机动性而论，大清便鼓励蒙古人信仰藏传佛教。
牧民是可以移动的，但寺庙移动不了，信了教的蒙古游牧民，游牧半径就被寺庙给固定下来了，就进入某种准定居状态。
在诸多因素的限制以及各种治理方针之下，蒙古和大清的从属关系渐渐明显，但也埋下了诸多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