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洛说:“爹，把两只小母鸡带回家，放在家里养，养在这里不安全，难说还会被贼惦记，被贼偷，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前文说依洛回潭龙娘家过年，为了给李天明增加营养，她从娘家带回来三只母鸡，先前杀了一只，现在还养着两只。
现在养着的两只母鸡，均已成年，属于大母鸡的范畴，然而依洛却用了一个小字，这是云里县的特有说法，把大说小，带有谦虚意味，如甲送给乙一只大母鸡，乙表示感谢，甲就会说:“一只小母鸡而已，不值得说谢字，只管带走。”
依洛在说话的时候，还说了一句养在这里不安全，她说这话，不是说她懒，不想为养两只鸡费时出力，更不是缺乏养两只鸡的食物，而是担心两只鸡被贼惦记，被贼偷。
此时此刻，滇西正在抗击外敌，各路大军从不同的地方，逐步云集滇西，打大仗，打恶仗，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早晚而已。
战争不仅是死人的游戏，同时也是物资消耗的游戏，为保证前方抗战能够取得胜利，需要后方提供各方面的支持，作为滇西后方支撑点的云里县，不出意外地担当起支持前线抗战的责任。
为支持前方抗战，为尽可能多地为前方战场提供物资，云里县发布动员令，动员全县各村各寨加紧生产，而加紧生产，则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加强全县治安，打击破坏分子，成为云里县政府的重要工作。
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时候，都会有与社会时代不相符的人，都会有与社会现实相对抗的人，哪怕在残酷的战争年代，这些人也会出现，他们为了追求个人利益，为了追求个人享受，往往置大众利益于不顾，铤而走险，造成社会治安混乱，使得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
社会治安混乱，社会局势不稳，农民因为害怕，不敢大胆下地干活，农民不敢大胆下地干活，哪来生产？没有生产？哪来物资？而生产不出来物资，所谓支持前线抗战，所谓给前线提供抗战物资，将成为一句彻底的空话，一句彻底的废话。
抗战胜利以后，云里县许多学者，通过整理文件，通过大量走访，得知在抗战时期，不仅前线部队要求云里县政府给予物资支持，地方上级政府也给云里县政府下达各种任务，有些任务甚至有具体的数字，必须要在规定的时时间内去完成，否则将会受到惩罚，云里县政府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压力，可谓压力山大。
为构建良好的社会治安生态，达成社会稳定的局面，云里县出台了大量政策，旨在安抚民众情绪，意在动员民众大胆下地干活，尽可能多生产出物资，以完成前线部队以及上级地方政府，下达给云里县政府的各种生产任务，云里县政府，从县长到普通官员，谁也不想被追责。
云里县政府针对百姓的政策，大多处在柔性方面，带有哄百姓努力生产的意味，但是，就具体情况而言，光靠哄是不够的，还得靠施压，通过施压，强迫百姓完成下达的任务。
接下去就靠打，就靠狠狠地打，为了完成各种任务，必须构建平稳的社会格局，而云里县政府为此建立了完整的监控体系，大量警察除了加强县城的治理工作，还在农村各村各寨安排了大量的眼线，这些眼线，随时向警局提供农村现行态势，以便警局掌控局势。
除此而外，云里县政府加强与县宪兵连的联系，对于那些危害社会安稳破的人，对于那些破坏社会生产活跃的人，实施大规模的抓捕，受到人力方面的限制，抓到人以后，很快就处理，把年轻体壮的人，作为前线所需兵源，把他们送往前线去打仗，对于那些年老体弱的人，送往附近农场，由警察监督服劳役。
处理过快，难免会判决过重，但是，在战争年代，一切服从于战争，一切为战争服务，对于坏人坏事，云里县政府不会讲仁慈，判决过快，判决过重是常见的现象。
那些觉得自己被判过快被判得得过重的人，心里自然不会舒服，他们难免有怨言，而听到他们怨言的人，只会给他们一句话。
说:“现在是什么年代？现在是战争年代，一切服从战争的需要，你们还敢去做坏人？还敢去做坏事，政府不立刻枪毙你们，已经是格外开恩，你们还想申冤？去阎王爷那里，不拿你上刀山下油锅，显得阎王爷仁慈，劝你们下辈子，好好学做人，不要去做挨千刀杀的畜生。”
∴那些被重判的人听到这些话，想想大家都在为抗战出钱出力，而我们呢？去做破抗战的事情，死了活该！他们这样想过以后，该打仗的就去打仗，该服劳役的就去服劳役，千错万错一切都是我的错，既然错了，就应该接受惩罚。
由于政府工作得力，云里县社会相对稳定，但是，再稳定的社会，也会有去做坏事的人，做坏事的人是禁止不绝的，前文已经叙述过，依洛知道，以现在的情况，鸡是稀缺物，被贼惦记，被贼偷是可以预见的事情，提早预防被贼惦记，对于保护两只母鸡生命，有着深远的意义。
而在李云博的思维里，却是另外的一种情态，人有公不离婆，事有枰不离砣，母鸡自然离不开公鸡，把这两只母鸡提回去，交给家里的两只公鸡去看管，避免了两只母鸡的孤独感，避免两只母鸡因为孤独而拒绝下蛋，人在为自己着想的时候，往往还会为畜生着想。
李云博这样想过以后，答应把两只母鸡捉回去，俞琴说:“依妹以后生了孩子，要吃鸡肉，要吃鸡蛋，现在在捉回家，好生养着，等到它们下蛋以后，就叫它们孵两窝小鸡，从时间上来看，还来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