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到修路的事，对杨辰来说就是头等大事，别说人家来了见见，就是去省城专门拜访也是值得的。
自古以来都是阎罗好见，小鬼难缠，虽然说现在科技的发展，让很多伎俩变得无用。
有人会说，这跟科技有什么关系，有很大关系，比如，有能录音又录像的设备了，想欺上瞒下就没那么容易。
比如有电视直播，国家的政策和精神，民众都能接受到，你再想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一套，就没那么容易了。
就比如农业税的取消，国家的政策下来了，其实很多地方不想执行，因为一取消，他们就会少很多收入，到时候这么多人员的工资和经费，都得地方承担。
很多地方政府就创造性地提出了分三年走的计划，理由就是地方财政困难，无力支撑，请求上级给予三年的宽容时间，每年减少三分之一的负担，这样群众也能接受。
结果根本就没有实行的可能，一来国家不可能同意，一旦吐这个口子，所有地方都会要求宽容，而且三年后真的能完全取消，指不定这些人就会再想理由呢。
二来群众不论年过八十的老头，还是四五十岁的壮年，就连小年轻们也知道国家全面取消了农业税，你凭什么收？
正是因为传播媒介的发展，彻底改变了“皇权不下乡”的局面，以前几乎都是富绅或宗族说了算，说皇上要收多少，就是多少，你敢说不是？拿证据出来，不然你就是抗旨不遵。
所以，富绅总是和读书人结合在一块，形成一个团体，因为读书人相对来说，知道的比较多，信息差对他们不起作用。
而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发展，传播媒介从报纸到广播，再到电视，传播率越来越高，同时产生误差的可能性也越来越低。
而在工作上，产生便利的同时，也让很多手段变得无效。
你说去工作了，实际上却是偷懒，因为没有证据。
现在呢，有相机，有定位设备，你想隐瞒就没有那么容易。
而杨辰他们见到从省交通厅下来的黄处长时，人家已经在路口架起了设备。
简单握了握手，寒暄了两句，人家就又全神投入到工作之中了，不仅是测车流，查路况，还要判断路的破损程度，确定修补方案。
杨辰陪着忙了大半天，人家这位黄处长，基本上就没有跟杨辰说几句。
就连吃中午饭，人家也不肯休息，说数据采集了一半，不能停止，要求在现场吃的。
这个时候，几个人倒是坐下来聊了几句。
黄处长的意思是，路的损坏程度还不是太高，首先是不可能重新全面铺设的，只能是修补。
修补的话，他可以描述的稍微严重点，这样能多下拨点资金，至少县里就能宽裕点。
这个好处有点虚而不实，因为杨辰他们又不知道他们补贴的标准，而且怎么描述也掌握在他手里。
但该捧着还得捧着人家，万一人家说的是真的呢。
完成了之后，黄处长把其它三个人喊到一块，开了个小会，商量了一下，算是开会统一了一下思路。
然后这个黄处长才过来对杨辰说道：“杨书记，经过调查和检验，我们一致认为，你们这条路同时存在结构性破损和功能性破损，而且破损等级达到了四级，已经达到了影响行车安全的程度。”
杨辰点了点头：听起来似乎有点夸大，因为这条路路面虽然有损毁，但没那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