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说，作为这一次平灭“百济”的最大功臣，谢岩与冯宝也应该出现在朝堂，可不知道什么缘故，他们似乎被有意“遗忘”了。
只不过，两位当事人都不在意，谢岩忙着在乡里“官衙”处置事务；冯宝却召集包括黄守义、洛克然在内的大商贾们，在“马场”最大包间里议事。
冯宝没有提及“宝庄乡”构想，主要说起在“百济”时招募作工农人、匠人与种植药材的事情，并明确指出，“成药”售卖供不应求，乃药材缺失所至，故需大量种植，“百济”多山，适宜此事。
“侯爷，收购‘百济’药材，恐难脱‘资敌’之嫌，怕非良策矣。”商贾中还是有人不缺政治头脑的。
哪知冯宝却道：“此举乃效‘石漆’旧事也。”
对于用大唐货物换取“波斯石漆”一事，经过较长时间运作，已经取得比较良好的经济收益，商贾们虽然不懂政事，但他们背后大多数，都站着官员及世家豪门，所以多多少少也知道些内情，知道此事朝廷极为看重，乃“掌控西域”的良策，今冯宝所言，其意直指“国策”，故而无人再敢多言。
实际上，冯宝心里的的确确有这么个想法，那就是通过经济因素，诱使“百济”人减少或者放弃粮食种植，从而削弱其力。
倒不是说冯宝想法有多么深远，而是他在后世就明白，无论多么富裕的国家或者个人，在强大武装面前，本质上不堪一击，而粮食，作为人之根本，也属于“力量”的一部分，只要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人，粮食对外产生依赖，那么，他的命运，其实也已经不在自己掌握之中了。
药材属于经济作物，价值超过粮食很多，只要打通产供销整个供应链，不管将来“百济”是否作为一个独立国家，都将无法摆脱被控制的局面。
只不过这种想法，只能对皇帝说，而不能告之世人。
在招募“百济人”入大唐做工一事上，众商贾们那倒是举双手赞成，因为随着“卫岗乡”作坊的崛起，很多商贾连同他们背后的人都意识到，比起“收田租”，“作坊”产出收益那是大多了去，所以，无论是在“长安”，还是“洛阳”，均掀起一股兴办“作坊”热潮，以至于造成劳动力短缺，雇请农人支出，逐年提高。现在有“百济人”可以招募，当然是大好事！
紧接着，冯宝又将开办“物品交易所”的事情说了出来。
所谓“物品交易所”，那就是将整个“卫岗乡”各家作坊打包成一个整体，分门别类入驻，方便各地客商采购，同时明码标价，杜绝彼此间恶意竞争。
这种规范化的商业交易模式，各家商贾们均有些抵触，毕竟这与他们的习惯相差太大。
不过，先进模式终归有独到之处，在冯宝不厌其烦，详细解说之后，众商贾们虽然仍有疑虑，但却均愿意尝试，不似最初那么抵触。
在前期所有准备工作完成以后，自十一月初一起，已更名为“洛阳日报”的原“卫岗日报”上，连篇累牍发文，热议“卫岗乡”现状，大致指出“一乡之地，作坊林立，人口稠密，再发展，地方有限……”
诸篇文章，话里话外都流露出一个意思，即“卫岗乡”太小了。
舆论的力量又一次显现！
一些学堂的学子、先生，乃至部分官员，纷纷撰文发表自己看法，有支持者，亦有反对者，报上争论，好一番热闹。
不过，很快人们便发现，争议的焦点并不在于“卫岗乡”是否太小，而在于“新安县”。
“新安县”管辖很大，除了县城有过大动作外，其他地方和十年前几乎一样，那么问题便来了，“卫岗乡”没地方了，干嘛不去“新安县”呢？要知道，谢岩是“新安黜置使”，拥有全权。
民间争论，很快波及朝堂。
有官员当殿上奏，称：“‘卫岗县侯’冯宝指使旁人发文，妄议朝政，理应问罪。”
李义府当场站出来反驳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乃谬也，圣贤皆有云：不可取。先皇太宗，从谏如流，魏公屡次冒犯圣颜，皆无罪也，何故为区区文章而兴师问罪？此举乃陷今上于不义，居心不良也。”
李义府搬出先帝李世民容忍魏征之旧故，指责说话官员有意给当今皇帝“挖坑”，实际才是真正“居心不良”。
只是他言之凿凿，理由充分，哪怕如杜正伦，也不好明着站出来说话。
幸好李治没那么糊涂，知道李义府痛恨上奏官员曾举证弹劾，现在这么说，显然是在打击报复，所以一语带过，无意追究。
不过，李治有一点很明白——冯宝在私下里搞的那些小动作，似乎到了需要问个清楚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