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使得二人不可能再执掌最高权力，充其量也只能做到太守、刺史，了不起就是到幕府为官。
因此，这二人同样可用，但绝不可大用。
由此，二人又让我联想到了东晋那一连串有名的权臣——王导、王敦、庾亮、庾翼、桓温、谢安！
东晋一朝是王、谢、庾、桓—四大家族势力平衡下的产物，在王谢庾三族相继衰落，桓氏成为唯一的大族。
如今，琅琊王氏、谯郡桓氏都已经投了刘裕，陈郡谢氏、颍川庾氏则是投奔于我，而两晋的皇族—河内司马氏则是投奔了大周。
而魏晋时期之所以会出现士族掌权的局面，归根结底还是这个时代特有的门阀制度，起源则是因为东汉的察举制度！
曹魏、西晋以来逐渐形成的门阀世族制度，到东晋时发展到了鼎盛阶段。
举贤不出世族（势族、士族），用法不及权贵，充分暴露了门阀制度的腐朽性和反动性，而东晋的士族分侨姓和吴姓。
侨姓士族以琅玡王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颍川庾氏等为高门著姓。
其中，王（导、敦）氏和谢（安、石、玄）氏两家最为显赫。
王导一门三世为公，谢氏自魏、晋以来，不下九卿。
吴姓士族以顾、陆、朱、张、贺等为代表。
南北士族都广占田泽，官居要职。
王导仅在钟山附近就有八十余顷（大约一千一百亩）田地。
号称“江口之蠹”的大族刁逵有田万顷，奴婢千人。
东晋末年，谢琨“仍世宰辅，一门两封，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
这些士族之家，争夺人口，封山占泽，横行乡里，有雄厚的经济实力。
东晋的士族阶层在政治上享有种种特权，他们可以凭借门第资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
凡出身士族的子弟都可为清流官（地位高、俸禄厚，却又清闲的职务）；
而寒门出身的人则只能居浊流（地位低、俸禄少，公务繁杂的职位）。
东晋各级政权为门润士族所把持，皇帝多为傀儡，“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
东晋王朝的统治阶层大部分是由过江避难的北方侨姓士族与世居江南的南方吴姓士族组成，存在着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他们之间一直相互排挤。
在东晋统治的一百多年中，侨姓士族占据统治的主导地位，而吴姓士族则一直被排斥。
晋元帝年间，北方大臣王导希望改变这种状况，他在南北士族之间奔走，极力劝说各族修好，但收效甚微。
后来，江南士族也曾多次因为不满东晋的统治而起来反抗，从而大大地动摇了东晋的统治。
自晋元帝元年（317年）至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是东晋发展比较平稳的时期，虽然在此之间也有过一些叛乱，但都被镇压下去了。
元帝末年，王导之弟王敦起兵反晋，遭到其兄王导与朝臣的抵抗而未能成功。
其后，虽然桓温也曾觊觎帝位，但又被王谢两大家族抵制下去。
385年，东晋重臣谢安病死，晋孝武帝将大权交于其弟司马道子。
司马道子与其子司马元显把持朝政，他们暴虐无能、大肆剥削人民，使图谋王位的大族有机可乘。
398年，以桓玄为盟主的王恭、殷仲堪、庾楷等人的联军占据了建康以西的州郡，使朝廷的统治被限制在东方的八郡内，从而开始了其衰亡的过程。
从那以后，东晋一朝的权臣们逐渐地走起了下坡路，直到刘裕掌权后又逐渐形成了寒门掌机要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