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兵学在历史上其实相当有地位，在明代之前文人很少研究兵学，他们只研究将帅之学，“言必称孙子”，重视所谓“权谋”，至于打仗则被认为是武官的责任，文人并不感兴趣，哪怕是专业的史官记录战争过程也经常一通乱写。
到了明代，由于识字率的提升以及文官实际上大量参与了作战指挥，兵学开始由“重道”转向“重术”和“重器”。
大量的明代文人开始研究战法战术，还有不少文人热衷于新式武器的研发，造枪造炮。
不过大量从没打过仗的文人的加入，也使得明代的兵学研究经常跑偏。后世的张之洞评论明代兵学“诡诞不经”“多空谈”便是由此而来。
“由术而器”只是中国兵学发展的过渡阶段，原历史上兵学的下一次大发展要到清代末年，当时面对洋枪洋炮的威力兵学家们延续了一段时间的明代“重器思想”，认为只要造出同等水平的枪炮就能打败洋人。
但后来清末兵学家却发现，传统军队和西方现代军队的差别并不只在武器上，而是训练思想战术思想的全面落后，于是中国兵学进入下一个“由器而术”的循环，在战争的探索之中，许多中国军事家提出自己的作战思想和理论，并最终塑造了一支在技战术、思想理论上都能和各国联军较量的铁军。
军事经济学就是“由器而术”时代诞生的军事理论，在还没完成“由术而器”转变的晚明，军事经济学的思想已经大大超越了版本平均水平。
甚至王文龙自己都没意识到这东西有多强大。
王文龙把自己所看到的军事经济学内容写了一篇大纲式的综述往兵部送去，兵部武库司的官员们打开一看：
库存理论、排队论、投入产出分析、线性规划、对策论……
虽然都只是最基础的概念介绍，但却直接把这些官员们给看呆了。
用经济学去仔细分析国防建设，居然还有这么多路子可走？
最开始王世扬只是以为王文龙提出了一些新奇的兵学理论，当他自己仔细阅读王文龙送上来的文章之后，立刻就吩咐兵部四清吏司都派人来开会，学习研究新材料。
会议的结果其实并不那么乐观：王文龙的军事经济学理论框架好多在大明根本用不上，军事经济学要想成功实施，还得需要军事指挥学、军事统计学等其他学科的配合。
光是“投入——产出计算”，以如今大明的会计水平，连一个最基础的能够纳入计算考量的准确数字都统计不出来，后续根据投入产出计算而调整军事资源投入分配的方法自然也就成了屠龙之术。
但是军事经济学的相关思想在降低版本之后还是可以指导大明的军事建设的，更重要的是王文龙所提出的军事经济学理论，为此时兵部中的一流兵学研究者指出了一条大有可为的前进方向。
王文龙给出的理论实在是太超越时代了，武库司一个文官的感叹最为典型：“研究了一辈子兵学，观王建阳此文才知兵学该为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