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找到了不等于有用，他们之中有些人混的不太好，有些人混的则还不错，想让人家不远万里到陌生的东方国度里继续搞研究工作，从语言到生活习惯再到学术环境，各个方面都有很深的鸿沟。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让洪涛靠着记忆逆推科学理论基本就是玄幻，但让他忽悠人还是很有点把握的。
首先就是语言问题，实际上最不该成为阻碍的就是语言。大明帝国的官方和民间语言都是汉语，可只要是能从中等新学毕业的学生肯定能使用拉丁语，沟通上不存在特别大的障碍。
其次是生活习惯，十七世纪的东西方在饮食上并不像后世那么泾渭分明，从欧洲前来大明的传教士、商人们和从大明去欧洲担任大使的官员们都不是太难以适应。
最后是学术环境，这一点确实存在着不小的差异。此时欧洲已经有几十所比较成熟的大学，比如牛津、剑桥、巴黎、博洛尼亚、海德堡、布拉格等等，学术研究风气很浓。
虽然很多大学都是靠教会供养或者投资，但这些学校除了教授神学之外，还对自然学科进行比较系统探讨和研究。
反观大明，私塾、书院也不少，知识分子的数量可比欧洲多多了。可这些学校和人绝大多数都在往人文科学方面使劲儿，极少钻研自然科学。
这些年虽然有了新学和皇家学院，开设了诸如数学、几何、物理、化学、地理之类的自然科学课程，却也仅限于教授，很少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这倒不是汉人天生不喜欢自然科学，没有这方面的天赋，主要还是受文化传承影响。自打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一千六七百年间，汉人的知识分子全都以四书五经为准，其它学科为杂，从基础上就没有自然科学这个体系。
仅靠洪涛不知道从哪儿捣鼓出来的几本教材，就想扭转这种趋势，不是不可以，而是需要时间，很长时间，甚至一两代人才能初步看到成效。
不过经过洪涛的多年不懈努力，大明帝国也有了皇家学院和多所大型道观，不管名字和组织形式有多大不同，做的事情基本一样，也算是殊途同归吧。
实际上最大的障碍并不是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和物质基础，而是很主观的信仰。这个时代的欧洲人绝大多数都信奉基督教，具体是哪一派无所谓。
可是在大明帝国基督教各派和佛教、伊斯兰教一样，全属于名存实亡的状态，国民们要不就别信仰，要信仰只能选择道教。
在十七世纪初，宗教的权力还是挺大的，宗教裁判所在欧洲各国也是普遍存在的。让一个天主教徒跑到东方去生活，那感觉差不多就像后世里让一个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去亚马逊丛林的原始部落中生活差不多，想一想就胆寒！
不同宗教之间的隔阂连上帝和佛祖都解决不了，洪涛自然也没能力调和。但他有办法让人短时间忽略，两个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