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曾在苏州府任推官，对运河之事略知一二，思索了一路，现有奏本条陈上禀。”袁可立也没怂，废话不多，双手捧上。
“条陈所言弊端确实要改，但还不是关键所在，想彻底改变需对症下药，光治标起不到作用。”
奏本很厚，十多页，但洪涛看得很快，几乎是一目十行。放下之后又拿起另一份奏本，互相比对之后才开口。听上去是在称赞言之有物，仔细品一品，又好像是在批评流于形式。
“……请陛下明示！”袁可立显然是听出了话外音，有些不服气，脖子一梗打算当面理论。
“漕运耗费之巨，触目惊心，一石大米从江南起运抵达通州太仓，沿途损耗三四石以上，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袁总督要疏浚河道、平定沿河匪盗、整顿槽丁、振兴船厂，都是当务之急，全没错。但朕以为全是镜中水中月，看得见摸不着。
你且不要急于分辨，先回答朕几个问题！疏浚河道、平定匪盗、整顿槽丁、振兴船厂，做为漕运总督可有独断专行之权？”
洪涛对比查看的奏本是关于漕运的概论，由五位内阁大学士通力合作，从各个方面阐述了目前漕运的现状以及前景，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与袁可立奏本里提出的几点严重吻合。
大学士们并没提出解决之法，袁可立倒是写了，但洪涛很不满意。原因很简单，全是纸上谈兵，理论方面严重正确，实操可行性非常堪忧。通俗讲就是说的条条是道，实际一操作全是瞎耽误工夫，白折腾。
明代的漕运在历史上名气不大，一提起明朝的弊端，党争、宗室、边患甚至天气都排在前面，很少有人会把目光看向漕运。
想垄断漕运业，对于当时的漕运从业者而言还是有点难度的。因为在永乐年间，漕运不是仅靠运河一条线路，除此之外还有一条线海运，属于是两条腿走路，比例基本是一半一半。
动用了几十万劳工，历时小一年，运河终于算是修好了。为了让皇帝满意，力主河运的官员们团结一心、上下合作，一口气凑了几千条内河漕船，把400万担漕粮安全运抵了通州。
待到明成祖朱棣在北京建都，漕运才被赋予了更多内容，除了军粮之外，还要担负起供养京城及其附近百万军民的任务，地位不降反升。
凡是支持河运的官员，多一半的家都在运河沿线，或者家里有参与河运的可能，剩下少一半则是接受了游说，将来有可能也从其中得到好处。
众所周知，明代的开国首都并不在北京，而是在南京。南京不敢说是鱼米之乡却也差不太多，根本用不着从南方运输大量粮食，就算要运也用不上大运河。
所谓漕运，顾名思义，就是利用漕船运输。通过水路运输大宗货物古已有之，但称得上漕运的只能从隋炀帝之后算起。没有杨广耗尽国力开挖的大运河，不管运输多少货物也只能叫水路运输，不能叫漕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