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禁止百姓随意流动，出门必须开介绍信的规定，就能把90%的民间商业扼杀在摇篮中。剩下的全都是由皇室和官员集团主导的商业，比如盐铁茶粮。
公文上面写的凄凄凉凉，实际上干得红红火火，利润全进了当地豪强和官员兜里。最底层的矿工和最高层的皇帝一样都只能喝口汤，还是凉的。
反之，皇帝想巩固皇权手里必须有钱，否则怎么养着一大堆宦官为自己办事。没有东厂、西厂、锦衣卫，拿什么和满朝文武掰手腕呢。
而宋朝的农业税率还要比明朝高，如果按照明朝的农业税率收的话，北宋和南宋的商业税占比怕是要逼近90%了。
士农工商，首先士这个阶层是管理者，只能提高效率，没有直接产出。虽然说士人很多都比较富，但皇帝如果不想成为孤家寡人，就没法大规模从士人手里要钱。
先发动舆论攻势，只字不提入股开矿的事情，只说皇帝派宦官收税是与民夺利，增加了矿工负担，容易造成民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
这下朝臣和地方豪强们可就不乐意了，但又不能直接说皇帝抢了自己碗里的饭，咋办呢？好办，他们用了两个招数。
但皇帝不愿意采矿，不意味着真金白银扔在那里没人惦记。各地豪强包括官员们都不是傻子，岂有入宝山空手的道理。于是他们勾结在一起利用政策漏洞变相贩卖许可证，然后再收一大笔回扣或者干脆参股经营。
在一个不鼓励经商的社会里，绝大部分人但凡有别的出路肯定不愿意经商，即便迫不得已干上了这一行也没有太多积极性，无非就是当个跳板，找机会跳出商人阶层。
这些行业与其说是商业不如说更像后世的国企，不光效率低下浪费严重还垄断市场，进一步压制民间商业的发展。
可明朝是个重农抑商的社会，先不提土地政策，就算一亩都不兼并，想靠种地突然提高产量显然不靠谱，大幅度提高总体耕种数量也比较难。
就拿前年关钞收入举例，总共40多万两，只占太仓收入的10%不到。而北宋的商业税收占太仓的比例大概在50%左右，到了南宋更是高达70%以上。
紧跟其后的农就是农民，也是社会主体。针对他们的税收已经不算轻了，再加上土地兼并的问题，继续加重税收无异于自掘坟墓。
性格软一些的皇帝还能忍，赶上性格比较强的皇帝干脆就不忍了。你们能拿老子为啥拿不得！你们能利用权力欺上瞒下，我就派宦官去全国各地检查。发现一个开矿的就坐地收税，收上来的税全入内帑。
朱元璋就是靠聚众造反起家的，深知这种人聚集多了有多危险，所以宁可舍弃矿产收入不要，也不愿意国家四处藏着隐患。
其实都不用计算这么多比例，更不用寻思是否鼓励商业，只要看看明朝的户籍制度是怎么规定的就明白为啥商业不发达了。
输了，在当地吃官司，躲过一阵风还会被放出来继续干活。赢了，真逼得皇帝不得不把矿监叫回去，所得的红利也落不到他们手里，最终还是和原来一样，该吃不饱依旧吃不饱，该加班加点一样不会少。
这一点从满朝文武，包括部分宦官的态度上就能得到证明。沈一贯是浙党领袖，在朝堂里势力最大。同时存在的还有好几个小团体，暗地里争斗不休互相倾轧。可到了矿税一事上，他们立马就摒弃前嫌统一口径了。
俗话说的好，事物反常必为妖。他们为什么如此一致呢，难道真是为了社稷和百姓？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果他们有这么高节操，早就该把自家多占的土地全吐出来归还给农户。
合乎逻辑的推论只有一个，官员和部分宦官在矿税这件事上利益一致，也只有真金白银的利益才能让不同地域、不同理念、不同诉求的人如此紧密的团结在一起前赴后继。从劲头上看，利益还不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