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意思是说，常荣的妻子到医院之后，中心目的就只有一个，那就是索要赔偿，对么？”宁书艺问。
“真不是我故意好像给谁泼脏水似的，那娘们儿当时话里话外还真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孙万倒是挺直率，一点没有回避宁书艺的这一番总结：“她那个意思就是必须让厂子里必须给个说法，要是常荣死了，这钱怎么赔，要是常荣没死，伤了残了，这钱要怎么赔！
咱不是说不能要求赔钱，毕竟常荣是他们家养家糊口的主力，突然受这么大的伤，以后要是都没有办法上班，赚不了钱，这对一个家庭来说，也是打击挺大。
但是咱都是人，对吧！人那都是讲感情的，就算是两条天天养在一起的狗，其中有一条受了伤或者出了什么事，另一条狗都得吃不下饭，难受得嗷嗷叫唤！
那娘们儿真的是到了医院开口闭口就是要钱，就是讨说法要赔偿，从头到尾都没顾得上去问问常荣在手术室里面的情况怎么样！
她甚至连一滴眼泪都没有掉啊！你就说这事儿它正常么？真的很难让我们这些当时在场的人不觉得她过分！
挺大岁数的一个人，还不如一个二十出头的孩子重感情，孩子还因为爸爸受了伤，哭得跟个泪人儿似的！
她倒好！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结果到了那种时候，什么也敌不过对钱的算计！”
看样子这件事对于这位老车间主任来说，的确是印象非常深刻，否则也不会时隔七八年，再想起来依旧如此的愤怒，义愤填膺，说着说着就忍不住激动起来了。
“厂子后来是怎么答应给她赔偿的？”霍岩问。
一问到这个，孙万就更加生气了，他一拍大腿，开口想要说话，但是又觉得气不顺，一下子不知道要如何去组织自己的语言，又把头扭向一侧，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新任厂长对当年的事情完全不知情，这会儿也听得津津有味，下意识在桌子后头翘了个二郎腿，茶杯也端了起来。
“这毕竟是挺大的一个事情，当时厂子里的领导谁也不能一个人就拍板做主，一来是当时事故为什么会发生，厂子那边还没有把具体责任查清楚，不好定性。
但是这话又不能说，说了就好像要推卸责任一样。
常荣的老婆当时都已经闹成那样了，要是但凡有人敢说一句还得先确定谁是责任方，那估计就彻底完了，非得被那娘们儿闹个翻天覆地不可，万一寻死觅活的，谁也扛不住啊！
二来呢，常荣到底是死还是伤，谁也说不上来，以后到底是个什么花销，这个也说不准。
给少了常荣家里头肯定不能同意，还得闹。给多了的话，给多少算多啊？谁会嫌赔偿太多了拿着沉，累手？
所以就跟她说这事儿他们马上就联系当时的厂长，开个会紧急研究一下。
厂子里的领导去找医院的医生护士问了一下大致情况，心里头多少得有个数儿，之后那边讨论出来了一个方案的时候，正好常荣的手术也做完了。”